二十世纪上半叶,战火频仍的时代环境催生了中国美术的重大变革。传统书画延续千年的创作范式,面对西学东渐的浪潮,迎来守正与求新的时代考题。如何既守护本土笔墨精神,又赋予传统艺术回应现实、观照家国的力量,成为那一代艺术家苦苦求索的命题。
徐悲鸿是这场艺术革新浪潮中的核心人物。作为近代美术教育的开拓者,他的创作跳出文人书画 “自娱遣怀” 的旧有格局,将艺术创作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在绘画领域,他把西方写实造型体系嫁接于水墨之上,借奔马等动物形象托物言志,以图像语言呐喊时代心声;在书法方面,他承袭晚清碑学余绪,以雄强厚重的笔墨书写胸臆,让楹联文字承载知识分子的道义思考。绘画与书法双线并行,共同构建起他完整的艺术面貌。
本文选取其抗战时期绘画代表作《神驹图》,以及体现其书学理念的行书五言联《一怒定天下,千秋争是非》三件作品,从造型笔墨、图像寓意、书法文辞、时代背景逐层展开解读。透过作品窥见徐悲鸿 “引西润中” 的革新路径,感受烽火岁月之下艺术家的精神风骨,思考传统书画实现现代转译的内在逻辑,为当代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参照。
徐悲鸿(1895 年 7 月 19 日‑1953 年 9 月 26 日),原名徐寿康,江苏宜兴市屺亭镇人,毕业于巴黎国立美术学校,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景星学社社员,中国公费留学美术第一人,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被誉为 “中国现代画圣”“现代中国绘画之父”。


徐悲鸿《神驹图》
立轴 水墨纸本
尺寸:66×45cm
题识:卅三年早春悲鸿(民国三十三年早春 1944 年)
钤印:悲鸿
水墨《神驹图》是徐悲鸿抗战时期 “新国画” 的代表性作品。该作将西方写实解剖学、块面体积意识融入传统写意笔墨,突破古代鞍马画固有程式。骏马回眸腾跃的动态,既是蓬勃生命力量的视觉书写,又承载抗战特殊语境之下的民族精神隐喻,做到造型写实、笔墨写意与时代精神三者的有机统一。
画中神驹呈回眸腾跃之姿,躯体扭转,四蹄腾空,鬃尾迎风飞扬。画家熟稔骏马骨骼肌肉结构,躯干、肩颈、腿部形体转折完全贴合生理特征,摒弃传统鞍马画概念化轮廓勾描。依托墨色浓淡虚实塑造体量,背部、胸腹以大块湿墨铺陈,还原肌肉隆起的形态;腿骨、蹄足用笔劲利肯定,筋骨棱角分明,在宣纸上构建强烈的肉身重量与视觉张力,骏马似有跃出纸面之势。不同于传统文人画舍形求意的创作路径,徐悲鸿将科学造型认知注入国画创作,践行 “尽精微,致广大”,以造型的精准作为精神表达的根基。作品坚守水墨媒介本体,并非生硬移植西画明暗体系,以传统笔墨承载写实造型,充分体现其新国画的艺术理想。
画面泼墨与破墨兼施,神驹躯体以阔笔大墨写就,墨色层次丰富,淡墨铺写形体,浓墨交代结构转折;鬃毛与马尾运用长锋大笔纵情挥洒,笔势疾速奔放,线条充满弹性,淋漓尽致地传递骏马奔腾的速度感。形体轮廓不再依靠封闭铁线勾勒,多处边界随墨色渗化自然消融,以墨块取代线条界定物象,虚实相生。蹄部、口鼻等关键位置施以焦墨重笔提点,主次分明。整幅不作实景背景,大面积留白,承袭中国画 “计白当黑” 的空间智慧,空白化作苍茫旷野,留给观者无限想象。笔墨奔放酣畅,画面格调简净疏朗,达成 “写实为骨,写意传神” 的艺术高度,规避了简单以西画改造国画的生硬弊病。
此画创作于 1944 年抗战相持阶段,奔马早已超越普通走兽题材,升华为时代精神符号。画中骏马无鞍无缰,自由腾跃,昂首回眸,意气昂扬。雄健强悍的体魄,隐喻危难时刻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生命意志。徐悲鸿将家国忧思倾注于骏马形象,奔腾向前的神驹,寄寓民族觉醒、奋勇抗争的热切期许,同时也是画家身处乱世坚守理想、不屈不挠的人格写照。作品借物咏志,把个体情志、民族命运熔铸图像,拓展传统走兽画的精神厚度与社会价值。面对近代中国画程式僵化的困境,徐悲鸿推行写实改良中国画的主张,神驹系列正是这套艺术理论重要实践。作品既不全盘盲从西法,也不固守旧有笔墨套路,取西方写实造型之长,补传统国画造型短板,守护东方水墨的审美内核,重新诠释中国画形神关系:造型严谨并非最终目的,而是通往精神表达的路径。这件《神驹图》印证传统水墨媒介完全可以承载现代精神诉求,为二十世纪中国画现代化转型开辟崭新道路,奔马也由此成为近现代美术史上辨识度极高的民族文化符号。


徐悲鸿《书法对联》
立轴 水墨纸本
尺寸:136×33cm×2(原装裱)
徐悲鸿行书五言联《一怒定天下,千秋争是非》,是民国画家书法的经典之作。受康有为碑学思想影响,其书融魏碑、篆隶笔意,结体雄阔、用笔沉健,将北碑金石气韵与文人家国情怀相融。作品集中体现其“重、拙、大”的书学审美,是解读徐悲鸿书法理念与精神品格的重要范本。
徐悲鸿摒弃帖学柔靡习气,深耕北碑朴厚书风,将金石笔意融入行书创作。书写多用逆锋铺毫,线条扎实厚重、斩截有力,金石气息浓郁。同时依托绘画造型功底,赋予笔墨独特的体量质感,形成“以画入书”的鲜明特质。字形不求雕琢,重在骨力与天真,笔画开合有度、方圆兼备,尽显北碑雄健古朴的艺术气韵。
此五言楹联章法规整疏朗、气韵贯通。结体横向舒展、沉稳大气,笔画繁简相宜、虚实相生。上下联一收一放,节奏鲜明,落款印章布局得体,不扰主体。通篇书写克制从容,疏密有致,尽显传统书法章法之妙,笔墨功底深厚扎实。
联文化用《孟子》经典典故,借古喻今,抒发对世间正道、历史是非的深刻思考。创作于民族危难的三十年代,此联是徐悲鸿托物言志之作,与他同期书画作品的家国担当一脉相承。文辞与笔墨相得益彰,以雄健书风抒写浩然气节,是其坚守正义、心怀家国的人格写照,并非寻常应酬笔墨。
在近现代书坛中,徐悲鸿跳出传统帖学桎梏,立足碑学根基,结合绘画优势革新书法语言,形成重骨力、尚朴拙、弃浮华的独特书风。作为晚清碑学思潮民国传承的重要成果,其跨界创作打破书法创作边界,跳出传统楹联的消遣属性,为传统书法注入全新时代内涵与人文价值。
这幅楹联融碑学骨力、篆隶意趣与文人风骨于一体,笔墨雄浑、意蕴深沉,是研究徐悲鸿艺术思想与民国美术思潮的珍贵实物,印证了近现代书画革新的多元路径,彰显出跨界艺术家对传统笔墨文化的创造性传承与创新。
综合《神驹图》与五言楹联三件作品,可清晰窥见徐悲鸿“融西润中、守正开新”的核心艺术理念。绘画层面,他以西方写实技法改良传统花鸟走兽画,以奔马意象寄托民族风骨;书法层面,承袭北碑雄浑气韵,以笔墨抒写道义担当,书画相融,构建起独树一帜的艺术体系。
烽火岁月之中,徐悲鸿将书画创作与民族命运紧密结合,跳出传统文人艺术自娱遣怀的局限。他兼容中西、取舍有度,以西画之长补传统之短,坚守东方笔墨文脉,打破传统书画僵化程式,让传统艺术承载家国情怀与时代精神,极大提升了传统书画的社会价值与思想高度。
这批书画精品,是徐悲鸿艺术造诣、人格风骨与家国情怀的集中凝练,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画革新与近现代画家书法发展的重要成果。其艺术实践为当代传统文化创新提供了深刻启示:唯有立足本土、兼容中外、紧扣时代,方能让传统笔墨焕发新生,为新时代文化传承与文化自信筑牢艺术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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