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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的新政党观:中国迫切需要建立“强固精密的组织”

2021-06-21 13:39

北京日报副刊

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李大钊的政党观最为独特。这种独特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国近代政党政治进行了深刻的理性反思,并且结合现实政治斗争实际,主要从政治理性上、国家利益上考虑政党建设问题。他的政党观与孙中山的政党观有吻合之处,因而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影响。


这是李大钊像(资料照片)。新华社供图

李大钊对近代政党政治的理性反思,主要集中于辛亥革命后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这段时期。当时,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李大钊曾试图超然于政党政治之外。出于对当时共和制下的政党所为的强烈不满,他激烈地抨击了党争。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1921年3月,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进一步认为,中国政党政治的腐败,使“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因为“既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作出改革事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

从以上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李大钊对民国以来的政党和政党政治是彻底失望的,并且持完全的否定态度。但痛定思痛,着眼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大局,李大钊仍然以乐观而富有理性的精神阐释了自己的政党理想,也就是政党观。概括起来,李大钊的政党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利益高于政党利益,政党必须排除“私心党见”,造福于国家、造福于人民。对民国初年党争、兵争混乱所带来的社会危机,李大钊感到深切的忧患,因而写就《隐忧篇》,阐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政治主张。其中尤以对“党私”的分析最富理性,他认为,“党非必祸国者也。且不惟非祸国者,用之得当,相为政竞,国且赖以昌焉。且不惟国可赖党以昌,凡立宪之政治精神,无不寄于政党,是政党又为立宪政治之产物矣。”可见,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但是,作为政治工具,政党要在宪政中合理、合法、有序地活动,要高扬立宪的政治精神,恰到好处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样,祸国的政党就可以变为国家能够倚赖的政党,从而造福于国家。显然,李大钊把政党利益同国家利益联系起来,以立宪精神指导政党活动,这是近代政党观与封建党争的根本区别所在。李大钊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关键性环节,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二,政党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关系密切,文化的发展必将推动团体生活、政党政治的进步。在对中国近代政党进行评判的思考中,李大钊痛切地感到,中国近代政党“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形同散沙。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人类之社会的观念和组织的能力,和文化有相互的影响。文化高的民族,社会的观念和组织的能力,固然也高;亦为社会观念和组织能力既高,而文化始有进步”。相对于欧美各国而言,“中国人虽然也是社会动物,但几千年专制之压迫,思想之束缚,和消极的、懒惰的、厌世的学说之浸染,闹得死气沉沉,组织的能力都退化了”。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建立“强固精密的组织”,以使“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第三,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需要培养中心势力,这个中心势力就是先进政党。在李大钊看来,在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当中,中心势力是必不可少的,要有容纳各种力量的“包容力”。“为了要进行举国上下的根本改造,光靠打倒军阀、埋葬政客这种表面上堂皇的口号,那是很不可靠的事情,而且也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根本性的改造,无论哪个国家都必须有其中心不可。”

李大钊的上述观点虽然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针对不同的问题有感而发的,但这些观点有其内在的逻辑理路,是相互联系的,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理解政党政治的基本认知标准。因此,无论是看待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演变,还是考察当代中国的政党建设,李大钊的上述观点都是很有思想价值的,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新政党观。

李大钊的建党思路直接源于他的政党观,其核心内容是“中心势力”论和“大团体”思想。这与李大钊的组织构想有着直接关联。1921年3月,李大钊在他唯一一篇分析“党的建设”的文章——《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中明确表示:我们未来要建立的“大团体”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团体”,它必须是“强固精密的组织”,它将使“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依托”。

李大钊回顾了世界政党的发展,特别是19世纪以来,“政党之发达,则人类组织能力之进步,又极可惊”;“至于欧美社会方面,只要有两人以上的公同行动,就成一个团体的组织”;“都称之为Party。他们团体生活之习惯,几若出自天性,由小扩大,所以议会、政党,亦都行之若素”;“所有社会事业才能这样发达”;“最近时代的劳动团体,以及各种社会党,组织更精密,势力更强大”;“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大活跃,而建设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是可骇”。

对比之下,李大钊感到中国的落后:“近二三年来,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但是我们虽然厌弃政党,究竟也要另有团体以为替代,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五四运动以后,学生团体发生,俨然革新运动中之惟一团体。其实学生虽有几许热心侠气,究竟还是团体的训练不大充足,其中缺憾正多”。

李大钊的这一“大团体”思想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国共合作,衍生出打破党派界限、超越政党利益、弥合政治分歧的政治合作思路,体现出理性的政治智慧。

(作者为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

原标题:中国迫切需要建立“强固精密的组织”——李大钊的新政党观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侯且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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