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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的首都,北京多大年龄了?专家们考证这么说

2021-02-23 10:58

北京日报

如果给北京这座古都寻根,人们也许会想到金碧辉煌的明清北京城,雄伟壮丽的元大都,作为建都之始的金中都,一国陪都辽南京,北方军事重镇唐幽州,或者还有春秋战国的古蓟城。


上世纪70年代发掘车马坑现场

 
考古队对西周燕都遗址进行钻探

然而,北京肇兴,离不了一座知者不多、却极其重要的城——西周燕国都城。正是因为有了这座城,北京才有了燕京的古称,才发展成我国北方最大的都市,并成了自元明以来中国的中心。

位于房山琉璃河的古燕都遗迹,一直封尘于地下,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初露真容。又经过近30年的发掘,一批国宝重器相继出土得以考证,才铁证如山地把北京建城史上溯到3000年前。

至于北京建城的具体年份?燕都与蓟城到底是什么关系?不少谜题仍在破解中。


牛头鬲


堇鼎


出土青铜器中的赵国人形象

一桩千古悬案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条铁路从房山周口店开往琉璃河镇,运送着煤炭和石灰。机缘巧合之下,周口店因挖矿挖出化石,引起北洋政府矿业顾问安特生的注意,而成为史前考古的焦点。在铁路的另一端,琉璃河遗址也在封尘三千年后,被人瞧出了“破绽”。

民国时期,位于北京西南40余公里处的房山琉璃河镇工商业繁荣,人来人往。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华北最大的洋灰公司决定在琉璃河建厂,生产水泥。该公司向中国银行贷款,银行派经理吴良才商洽相关事宜。

那时交通不便,从北京出发至琉璃河水泥厂,要途经一片荒野。当吴良才穿过一片明显高出周围的台地时,发现此处遍地陶片,俯拾皆是。

考古爱好者往往喜欢金银珠玉,而考古专业人士则更看重陶器,因此也常被称为“玩陶片的”。吴良才是银行经理,可他玩陶片也是专业的。

吴良才的哥哥是中国考古学先驱之一吴金鼎,受哥哥熏陶,他把这项业余爱好也干出了专业成果。在兰州中国银行工作时,他就曾利用假日在兰州附近考古调查。《中国考古学报》曾刊登《兰州附近史前遗址》一文,由考古泰斗夏鼐和吴良才联合署名,文中夏鼐记述了他与吴良才进行调查的情况:“最初是不约而同的分别工作,后来相识后有几次是结伴共同工作的”,文中所列的7处遗址中,就有3处是吴良才发现的。

在琉璃河,吴良才也独具慧眼,发现这些陶片非比寻常。他捡了一大包,并兴冲冲地跑到中南海,找到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工作的苏秉琦。

苏秉琦是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1930年代在陕西宝鸡斗鸡台等地从事考古工作,对西周陶片很是熟悉。看到这些陶片,苏秉琦立即断定是商周的东西,无奈时局动荡,战火一直烧到北京周边,考证之事便搁置了。

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各地农村都很困难。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苏秉琦,在安排考古实习时,考虑到外省条件太差,又想起1945年吴良才提供的线索,就提出去房山调查。

“如果没有40年代吴先生提供的线索,也就不会有1962年派学生去实习的事。”曾任琉璃河考古队队长的殷玮璋说,这是苏老每次讲起这件事,都要说的话。

在考古界,陶片只能算个线索,只要是古代人类居住生活过的地方,几乎都会发现陶片,发现商周陶片也很难说是什么惊人发现。那么,见多识广的苏秉琦为何对此念念不忘二十年呢?老先生如今已作古,记者无从询问。但不争的事实是,这些陶片牵扯到一个千古悬案:北京地区最早的城市建在哪里?

据《左传》《史记》记载,武王伐纣后,在北京地区先后分封了两个诸侯国——蓟与燕。蓟,封的是黄帝(一说尧帝)的后代,也就是这一带的原住民。燕,封的是召公

家族,是随周武王西出祁山的姬姓亲戚。

封蓟,是安抚殷商遗民和原住民。封燕,则大有深意。

在西周初期的政局中,召公奭(音士)居太保之位,与周公、姜太公平起平坐,是仅次于王的三公之一。《诗经》记载,当年周武王在召公的辅佐下,一天就开辟彊域达上百里,武王得天下后,封地给他也是理所当然。

然而,召公并没有被封在中原,而是受封到了周国最北边的蛮夷之地。有人由此嗅出了政治斗争的味道,但比照周公和姜太公的封地,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周王有重臣守国门的意图。

周天子分封同宗、亲戚和功臣,是让他们建立诸侯国,形成守护周王室的屏障。其中,召公封于燕、姜太公封于齐、周公封于鲁,成“品”字形布局,牢牢控制了北方。

按照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的说法,“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他认为商朝起源于东北方,也就是继承红山文化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商朝灭亡后,遗民自然也向东北方逃。

在北京小平原中,只要把守好通往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的两个山口(南口和北口),北方游牧民族就难以攻入。召公奭被封在燕,有防御商朝遗族南下复国和北方游牧民族进击的使命。

周朝初年,商朝遗民叛乱,也是召公一路北伐,追剿到底的。清末,出土过“梁山七器”,其中有一件叫“太保簋”的青铜器,就用铭文记载了召公奭北伐的事迹。

燕国因燕山而名,扼守着西周的北大门,所以它的大致位置应该在燕山与太行山的交汇处。燕在南,蓟在北,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认为,永定河两边,并存甚至对峙的燕和蓟,就是今日北京地区最早的城市地理格局。

不过,这两个诸侯国国都的位置,由于史书并无记载,从西汉起就是悬案。

关于燕都,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在河北涞水一带,傅斯年认为在河南偃城一带,而陈梦家在其《西周铜器断代》中干脆做出了“西周时代燕国都邑所在不易考定”的结论。

关于蓟城,侯仁之认为,外来的燕国,实力强于本地的蓟国,并在东周初年灭掉蓟,迁都蓟城,从此以后,就有了燕都蓟城的说法。北京又被称为燕京,就源于此。他还推测出蓟城的具体位置,就在今广安门、陶然亭一带。

据他分析,我国有文可征的历史始于中原地区的殷商。商朝最后的都城——殷,在今河南省安阳市以西,接近太行山东麓的南端。这一位置有利于商沿着太行山东麓的狭长地带,将势力一直向北扩展到现在的北京地区。

虽然早在夏商时期,北京地区就有古燕、古蓟等部族聚落,但那个时期的“城”,尚处于城邑发展的初期阶段,还不具备完整的城市功能。

三千多年前,永定河上的古渡口(大概在今卢沟桥附近)成了古代南北大道的终点,农耕文明与森林文明、草原文明的交汇点。这里的交通枢纽地位,虽然具备了形成城市的条件,但由于渡口易受洪水威胁,使得城址发生了偏移。从水系上看,蓟城西临古灅(音磊)水,东北毗邻古高梁河,应在两河相夹的高地上。

蓟城因蓟丘得名,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过蓟丘,侯仁之从地理环境等分析,认定今北京广安门附近、白云观西墙外原有一处高丘,很可能就是古代蓟丘的遗址。

另外,广安门外的护城河西岸,曾出土了一件饕餮纹残瓦当,被认为是燕国宫殿常用的构件。原宣武区的笤帚胡同,地下也曾出土过两件战国的饕餮纹半瓦当和十枚带“偃”字的刀币。它们似乎可以证明,早在春秋战国,广安门、陶然亭一带就是燕国首都。

从质疑开始

1959年侯仁之的论文甫一发表,有理有据的分析,就成了主流观点。但有个北大考古专业的助教偏不迷信权威,要质疑侯先生强大的逻辑。

30余年后的1995年,在“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学术研讨会”上,已是商周研究泰斗的邹衡,回忆起了他和琉璃河的故事。原来,他对燕都初封地的研究,就是从怀疑开始的。

当年,他分析了北京历史上几次规模巨大的建城史,尤其分析了金、元、明这三代的史料,有了和侯先生截然不同的看法。

他琢磨着,如果燕都蓟城是在广安门、陶然亭一带,那么在以前的建城过程中,不可能没有发掘,起码应对出土的遗迹、遗物有所记载。中国古代的建筑师都非常细心敬业,更何况是建造皇城,不可能遗失如此重大的信息。

否定一个观点难,建立一个观点更难。燕都遗址究竟在何处?在提不出自己的假设之前,邹衡不敢贸然去推翻侯先生的说法。

“那时北京工程建设颇多,我常利用假日,到陶然亭一带的工地去找陶片,但见到的只是战国时期的陶片,西周燕都的线索一点都没有。”就在邹衡毫无进展的时候,“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的苏天钧来北大找我,说在琉璃河发现了一处遗址,让我去看看。”

1962年10月,邹衡带领三名毕业班学生,两次到琉璃河的刘李店、董家林村试掘,通过挖开的几条探沟,发现了一些灰坑(古代的垃圾堆)和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将这次试掘写进了报告,发表于《考古》1963年3期上,这是关于琉璃河遗址最早的一篇文章。

记者找到当年报告,报告上明确地写着,1962年的房山调查工作分两个阶段,3月至6月,郭仁等在文物普查中调查了包括琉璃河在内的房山县十个公社。在这次调查中,新发现遗址14处,其中有殷周时代及其以前的遗址7处。10月初至10月底,北大考古专业实习,选择了刘李店、董家林、黑古台等三处遗址做了小型试掘。

报告中,刘李店、董家林虽然被认定为商周遗址,但没有提及遗址和西周燕都有什么关联,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也没有申请拨款继续发掘,显然是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

为什么邹衡去了两次,而且是奔着寻找燕都去的,却也看走了眼呢?原来,当时董家林保留着一段一米多高的古城墙。这个城墙是历代堆积而成,邹衡刚好从城墙夯土里面找到了不少的辽代陶片,所以断定城墙是辽代的。

这是邹衡第一次与燕都失之交臂,但他并没有放弃寻找。此后,从永定河以南直到拒马河,他调查了很多地方,但几个重点疑似的西周遗址规模都很小,不可能是燕都。

1964年,琉璃河公社黄土坡大队的“老施家”在东院墙外挖菜窖,挖出了两个铜疙瘩。朴实的农民受人怂恿,抱着宝物到城里的古玩集散地——琉璃厂去卖。谁想琉璃厂的人警惕性很高,认为这是从墓中盗出的文物,就偷偷报告了当地派出所,结果文物被公安局扣留,收归国有。

“就给了他一块钱作为路费”,此事在村里传为笑谈,却成了揭开遗址三千年面纱的关键一环。

公安部门把文物上交到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后,郭仁等专家发现,铜鼎上有“叔乍宝尊彝”铭文,铜爵上有“父癸”铭文。这两段铭文虽无特殊含义,但在北京出土带铭文的铜器本不多见,这两件东西似乎在提醒他们:琉璃河附近有西周古墓。

周代是一个崇尚礼制的时代,绝大部分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都有等级规范。因此,有青铜器出土,八成就有高等级墓葬。

与此同时,遍寻燕都无果的邹衡,又把视线转回到了刘李店、董家林。而且,他还在宋人所写的《太平寰宇记》中查到:幽州良乡县在燕为中都,汉为良乡县,属涿郡。虽然《太平寰宇记》属很晚的文献,但宋朝时可能有其他资料来源,而良乡距刘李店只有2.5公里,这很值得注意。

看似万事俱备,琉璃河遗址的发掘已是箭在弦上,但正规发掘却又等了近十年。“文革”期间,北京市的文物考古事业几乎停滞,邹衡因为讲义被郭沫若抄袭,去找翦伯赞申诉,莫名其妙地成了“三家村”同党,一度被下放江西。

本应破土而出的古城遗迹,再次陷入沉寂。

和推土机争地盘

1972年,寒冬刚过,北京仍冰天雪地,但许多学人的春天,却悄悄来临。尼克松访华似乎标志着我国的政策调整,与此相吻合,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也走出严冬,迎来了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

曾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馆长的赵福生,就是当年走进北大的幸运儿。

“我1972年4月从陕北插队回来,进入北大考古专业,9月1日开学后,我们仅仅上了两个月的课,学了点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知识,就被送到琉璃河实践了。”

这种“边干边学”的安排明显不合常规,赵福生觉得比较懵懂,但在邹衡来说,却是“时不我待”的必然选择。邹衡后来在采访中说:“1972年回校后,我在业务上成了考古第一人,当然,在政治上还是不行。我一回来,就带着全体考古班学生,对刘李店和董家林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这次发掘虽然时间不长,但规模很大,师生四十余人,还有北京市文管处(前身为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派来协助的郭仁、田敬东等。我们有的住在黄土坡村的老乡家,有的住在董家林村的大庙里,睡大通铺。”赵福生说,工作一开始,学生们遍地开花般地到处试掘,“邹老师下令在哪挖,我们就到哪破土,光是在大庙前就布了四个探方”。

让邹衡大惊失色的是,考古队还没挖出个所以然,旁边的刘李店村,很多推土机已经开始轮番作业了。

“当时有个指示,从北京到石家庄的公路两边要一平如镜,不平的地方要用推土机推平。”

邹衡跑过去看时,发现文化层已被破坏,生土中分布着大、小灰坑,里面有不少碎陶片,甚至还有疑似车马坑的马骨头和车架子。

“邹先生让当地人赶快停下来,但是没效果。他连夜赶回北大,向北大军管负责人、8341部队的王姓政委汇报,王政委又层层上报到国务院。”

“第二天一早,二十多个人来到现场,首长问邹衡有什么要求,他说这里要保留,如果推了,北京的历史就没法研究了。首长又问要保护多大一块,邹衡就比划了一片地。首长考虑了一会儿说:‘中国这么大,保存这么三千多平方米一块地算什么?’接着他下令所有的推土机开走。”

回忆起这一段时,赵福生绘声绘色,一再强调,邹衡为保护遗址立了大功。不过,遗憾的是,推土机开走后,刘李店的土层叠压关系已破坏殆尽,1962年还在的董家林辽代城墙遗址,地面上也见不到了。

听说“老施家”倒卖青铜器的逸闻趣事后,邹衡又派四五个学生在这位农民的菜窖附近开了条20米×0.5米的探沟,寻找大墓。

“虽然没挖出青铜重器,但通过这次发掘,邹先生大胆推测这里就是西周燕国的初封地,这在国内是第一次。”说到这儿,赵福生不由感叹邹衡运气太差,“几年以后才知道,这条探沟的南头,距后来发现的大片燕国墓地只有几米了。”


上世纪80年代的发掘现场


甲骨上有“成周”二字


克罍


克盉


克盉、克罍上几乎相同的43个字的铭文

实习收工后,运动又来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说邹衡在琉璃河欺骗中央首长,说他根本不懂考古,受到冲击的邹衡,只好再次“靠边站”。

不过,在董家林的大庙里,北京市文管处却驻扎下来。“从1973年开始,我就再也没撤离过琉璃河,尽管参加发掘的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我在此一干就是27年半,直到2000年4月退休。”田敬东没想到,自己和琉璃河遗址的缘分竟然这么深。

1973年春,由北京市文管处、中科院考古所等共同组成的琉璃河考古队,对这片遗址进行了首次正式发掘。发掘地点就选在刘李店村,1972年推土机推过的地方。

“当时参加发掘的临时工,是刘李店、董家林大队派来的,日工资为一块八,交大队一块二,记工分,自己只能得到六毛。就是这点微薄的收入,要求参加发掘的人仍很多,董家林大队不得不采取轮换的办法。我们工作人员的田野补助也是微乎其微,每天才四毛钱。”

田敬东说,当时条件差,文管处从上级单位市文化局,要来演京剧《沙家浜》淘汰下来的戏装,作为工作服。“我们一看,灰色的,是新四军伤病员在舞台上穿的,土黄色的,则是胡传魁忠义救国军穿的。而且大小不一,肥瘦不等,纱布质地,考古队员都不愿意穿,怕被群众喊‘胡传魁的队伍又回来了’。”

这次发掘面积不小,达2500平方米,但西周遗迹、遗物很少。于是,在四处透风的大庙里,一人一根蜡烛,睡前埋怨邹衡,成了考古队的保留节目。

“既然村民挖出了青铜器,那遗址内一定会有墓葬区存在,这一想法在我们脑中挥之不去。”刘李店发掘受挫后,郭仁和田敬东觉得瞎子摸象不行,于是南下洛阳,把全国最棒的“探工”马武堂请到了琉璃河。

从1973年秋到1975年冬,洛阳铲把周边几个村都钻了个遍,共钻探出墓葬及车马坑178座。在“探工”绘制的图上,墓葬位置、形状、大小都一清二楚,琉璃河考古这才走上正轨,大家也不骂邹衡了。

从1973年至1977年,考古队在京广铁路西侧共发掘墓葬35座,车马坑3座,在京广铁路东侧共发掘墓葬29座,车马坑2座。这座封尘地下的古城,终于可以向世人诉说它的故事了。

牛头鬲、堇鼎出土记

1974年是发掘工地最热闹的一年,当时“文革”正进入“批林批孔”阶段,恰巧在22号墓发现了奴隶殉葬的现象。

一个十三四岁的男性少年殉葬在22号墓的南侧棺椁间。讽刺的是,少年的骨架基本完好,但棺内主人却腐朽得只剩几枚牙齿。

“区分周人与商人墓葬的两个最大特点,一是有没有腰坑,二是有没有人殉”,赵福生解释说,“整个墓葬区以京广铁路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面是周人墓地,西面是殷商遗民墓地。”

周武王为了安抚殷商遗民,起初并没有移风易俗。结果,这座投降周人的殷商遗民墓成了批判“克己复礼”的生动教材,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轰轰烈烈的批斗场面,一度影响到发掘工作。

这年5月,还发生了一起偷窃事件:一把青铜短剑刚出土,还没来得及绘图拍照就不见了。公安机关向全国各地发出通报,但经过几个月的侦查,仍毫无结果。

直到二十多年后,琉璃河遗址已经建起了博物馆,公安局突然找到新任馆长赵福生,告知一房山人在东北犯了案,顺便交代了小时候偷走青铜剑之事。据交代,他当时慑于形势,把剑扔到了遗址旁的大石河里。

公安问博物馆是否要进行打捞,文物部门考虑到二十多年过去了,河水不断冲刷,铜剑是否仍在原地很难预料。即使在原地,也是深埋河底,寻找起来工作量太大,也就作罢了。

插曲过后,琉璃河考古才掀起高潮。真正在考古界引发轰动的,是周人墓地的发掘,特别是1975年发掘的251号、253号墓。现今首都博物馆所藏的青铜礼器中,有85%出自琉璃河遗址的西周墓,仅251号、253号墓就贡献青铜礼器44件,其中的牛头鬲和堇鼎,是首博的镇馆之宝。

“1970年代,侯仁之来周人墓葬区参观时,在一个大灰坑里扒拉了两下,就扒拉出一个青铜镞(箭头)。出土牛头鬲的251号墓,墓坑上部早已被破坏,仅铲去30厘米的表土层,就露岀了墓口。”田敬东说,这是个未被盗掘的中型贵族墓,墓内北端二层台仅青铜鼎就摆了6件。

随葬器物中,最精美的就是牛头鬲(音立,古代煮粥的锅),它由7个牛头组成花纹,盖内及口沿内壁还铸有铭文,大意是:“伯矩”受到燕侯的赏赐,心里颇荣耀,于是铸此鬲。由此,这件器物被称为伯矩鬲,又因全器用牛头装饰,俗称牛头鬲。1996年,首博还用此鬲的造型图案制作了馆徽。

由于地下水位高,墓主人早已尸骨无存,不过在他胸口的位置,有一玛瑙、绿松石、玉等串成的项链,179个饰件中仅玛瑙的就有110个。上世纪70年代,有专家估算其经济价值达20万元。

253号墓在251号墓之南,墓的一半被压在断崖下,一半在沟内,与路面平齐。田敬东说,虽然都是中型墓,但此墓发掘起来可比251号墓难得多。由于墓坑较深,坑里积满了水,当时的排水设备也不给力,考古人员只能下水去捞。

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堇鼎,因体大器重,三个鼎足又深陷淤泥,用人力根本无法取出,最后只好把绳子拴到鼎的两个“耳朵”上,墓上面架起滑轮,吊出水面。

“发现鼎上有字,和燕侯有关,大家就兴奋了,认为这是重大发现,马上给文管处领导打报告。”经考证,堇鼎腹内用4行26字铭文,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堇”奉燕侯之命,到宗周(周朝首都)向太保(召公)奉献食物,太保赏钱给堇,堇用赏的钱铸造了这尊鼎。

堇鼎的铭文,不仅证明了这里就是三千多年前的燕国都城,还佐证了《史记索隐》中的记载:召公奭虽然受封于燕,但本人并没有去,他留在都城继续辅佐周王,只是派遣长子前往燕国。这个堇,当然也不是一般人物,应该是燕侯家族中,最亲近的晚辈之一,所以才有资格代表燕侯千里迢迢地去给老太爷送吃的。

有这么丰富的内涵,堇鼎作为北京城历史之源的见证,自然当之无愧。

如果说251号、253号墓是燕国贵族墓,那202号大墓则属于燕侯一级,它是70年代发掘的墓葬中最大、最深的一个,也是发掘时间最长的一个。赵福生从北大毕业,分配到北京市文管处,又被派到琉璃河,正赶上挖这座大墓。

“挖到四五米的时候,地下水就上来了。当时虽然有抽水机,但农村条件艰苦,经常停电,地下水抽不干,把墓壁都泡糟了,造成墓壁不断坍塌。我们在墓壁内侧打了18根木桩,但最终还是没能制止坍塌,只好摸索着打捞。”

赵福生还记得刚挖出棺椁时,夏鼐要到现场来视察。“我们做好准备迎接夏先生,没想到,他来的前一天夜里停电了,第二天上午,夏先生面对的202号墓就是一池子水,先生有点不高兴。”

202号墓有个直径两米的大盗洞,所以挖了三年,只出土了一把象牙梳子。“我当时正在墓室内用铁锨挖不断塌下的泥土,锨头感觉碰到什么,赶紧收手,但梳子齿还是被齐生生地铲断了。在首博展出的象牙梳子,是后来我们把所有的泥水过筛,把梳子齿一根一根挑出来又粘上去的。”正因为有了赵福生说的这把梳子,有些文史研究者推测,这个墓里埋葬的可能是燕侯夫人。

燕侯墓的意外之喜

燕国的家族墓地找到了,但燕国最为关键的人物,燕侯埋在哪儿呢?1981年至1986年,中国社科院与北京市再度联手,“地毯式”挖了214座墓葬,21座车马坑。

这是琉璃河墓葬群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发掘,但如果没有1193号大墓清理结束前一天的意外发现,收获恐怕还不如1970年代多。

京广铁路东侧的1193号西周大墓,墓室呈方形,最奇特的是,从墓室四角向外伸出四条长长的通道。黄土坡这一带的大墓不少,有的有一条墓道,有的有两条墓道,但四条墓道的大墓还是首次发现,特殊的形态更是引起了考古工作者极大的兴趣。

而且,从其附属车马坑的规模看,随葬品不会少,墓主人必定是地位显赫的一代燕侯。不过,该墓的盗洞大得像老虎嘴一样让人却步,有202号墓的前车之鉴,能不能有所发现,谁也没底。

1986年的11月29日,1193号大墓已经发掘了47天,即将收工。突然,一股寒流不期而至,为了赶在封冻前将墓葬清理完毕,考古人员加快了速度。

考古队员黄秀纯记得,当时地表土都冻上了,墓坑里的水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天灰蒙蒙的,又阴又冷,还飘着小雪。在如此恶劣的气候中探墓,酒是不能少的。“谁下墓坑每人两瓶二锅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民工争先恐后地要求下去。为了抵御寒冷,考古队员下水前也要喝二两白酒,在水中泡10分钟就得上来,再换另一批下去。

说是发掘,实际就是在水下摸,摸一件,捞一件。摸着摸着,有个民工喊:“殷老师,有大家伙了。”中国社科院教授、考古队队长殷玮璋马上喊:“停,停止发掘。”他让无关人员都上来,由专业人员下去捞,最后在棺椁东南的泥水中,收获了两件完整的青铜器。

由于这两件青铜器锈蚀严重,加上从墓底取出时满身被泥水包裹,殷玮璋决定先放入工地库房,待墓葬清理完毕后,送考古所技术室进行除锈保护。两个月后,经文物保护专家除锈,这两件器物立即名声大振。

专家们欣喜地发现,在两件器物口沿与盖内竟然有着几乎相同的43个字的铭文。然而,在解读铭文“命克侯于燕”的“克”时,专家们产生了意见分歧。一说“克”为人名,一说“克”为动词,最终大多数专家认可“克”为名词,是召公长子的名字。两件器物也因此被命名为克盉、克罍。

铭文大意:周王说,太保,你用盟誓和清酒来供你的君王。我非常满意你的供享,令你的儿子克去做燕国君侯,管理和使用那里人民和土地。克到达燕地,接收了土地和管理机构,为了纪念此事,做了这件宝物。

虽然对墓主人是谁——到底是召公奭还是他的儿子燕侯克——仍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墓主是第一代燕侯,铭文是他受封的第一手资料。这对研究北京古代史,起到决定性作用。

田敬东说:“这是琉璃河遗址自发掘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发现,克盉、克罍把遗址在三千年前的历史地位做成了铁案,对我们这些参与者来说,这是最大的慰藉。”

克盉、克罍出土前,在介绍北京历史时,常说北京是个有800年历史的古都,那是从金中都算起的。出土后,北京的建城史一下上推到3000年前的西周初期。1990年4月,北京市文物局还特地在前门箭楼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琉璃河遗址的研究成果,明确北京是个三千年古城,由此,北京也成为各国首都中建城历史最悠久的一个。

为北京溯源

北京溯源,追溯到了琉璃河的西周燕都。那么,作为我国的首都,北京多大年龄了?有没有生日呢?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辈子都在研究北京城的侯仁之。他于1987年致信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建议应尽早考虑北京建城之始,始于何年。”这封信,拉开了探索北京建城之始的序幕。

据《北京建城年代及地点论证工作综述》,专家们最先讨论的是,什么才算城?“城”应当出现行政建置、具备城市功能,即国家已经初步形成,城乡有了分离,地方城邑政权已经建立,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后方可称之为城。根据这一原则,决定以燕、蓟两个西周始封诸侯国的都城为北京的始建之城。

接下来就要对燕、蓟的始建地点进行确定。蓟城,或许因其地理位置优越,后人在同一地点反复修筑城市,所以一直寻觅无着。而燕都废弃之后,两千多年再无人在这里建立大型都邑,故古城遗址得以保存至今。

虽然侯仁之仍认为北京的建城之始是蓟,但西周蓟城无实物证据,而燕都考古铁证如山,于是,各学术派别暂停纷争,都把燕都始建于何年,作为研究建城年代的焦点。

那么,燕都到底是哪一年建成的呢?一开始,人们仍把目光聚焦在《史记》上,据其记载,周武王十一年灭纣,同年,封召公于北燕。

武王十一年到底是公历哪一年?当时,学术界至少有四十多种不同的结论。这是因为,我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只能上推到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开端——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再往上就存在分歧,这也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古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

1976年,陕西出土的一件青铜器铭文记载,武王克商时有彗星出现。按照哈雷彗星每76年出现一次的规律,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饪哲从1910年开始倒推,至第40次,是公元前1057年。赵光贤等专家又结合《尚书·召诰》《竹书纪年》等记载,进行了矫正,最后将公元前1045年定为武王克商之年。

“北京城从哪儿开始,始于何年”的论证,从1987年初开始进行,至1994年底告一段落,几易其稿,最后采纳了这一成果。“公元前1045年”成了北京申奥宣传片、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中引用的说法。

以公元前1045年计算,至1995年,是北京建城3040年的日子。那年,北京第一次过了回“生日”,举办了隆重的城庆纪念活动。同年,广安门外的滨河公园建起一座“蓟城纪念柱”,在琉璃河遗址上建立的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也正式对外开放。

虽然有了官方“年龄”,但考古工作者对燕都建城年代的质疑与探索仍未停步。1997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为琉璃河遗址设置了专题,由赵福生主持,在“工程”开始后的几年中,对燕都古城的城址、宫殿区、祭祀区等进行了补充发掘。

一处埋土最深、年代最早的灰坑里,发现了刻有“成周”两字的甲骨。这一证据说明,先有成周城(西周东都)才有燕都城,这推翻了燕都建于“商末周初”的说法,也就说,燕都最早始建于成王(周武王的儿子)时期。

专家们考证认为,武王克商之年,周武王只是占领了商朝都城安阳,北京地区很可能还没在周朝的势力范围内,因此燕都不可能在当年建成。

又根据克盉、克罍的记载,燕侯应该是在召公当太保时,也就是成王时,被分封的。分封后,燕侯克带着几个氏族部落,来到了北京地区。

我们经常说大河孕育文明,但大河经常变动,每变动一次,都会造成大面积的毁坏。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早期文明都绕开平原区的核心,选择那种距山麓不远,又有稳定水源的冲积台地。

经南北大道到达董家林附近时,燕侯发现这里距周口店群山只有十二三公里,有圣水河(今大石河)蜿蜒流淌,且在河流转弯处的内侧有大片冲积台地,与成周城的地形相似,正是一块理想的建都之地。于是,他命商朝遗民中擅长占卜的“贞人”占卜,最终选定了城址。

夏商周断代工程根据天文、文献、碳14测试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将公元前1046年定为武王克商年,并制定了西周各王的年份。由此为依据,断代工程认为,北京建城的历史应追溯到西周成王元年,即公元前1042年。

虽然西周燕都不是建于武王时期,也不是在夏商古国的基础上建成的,但它依然不愧为北京城市的肇始。

这座古城规模宏大,据可考的城墙分析,古城面积比故宫略小六分之一,遗址总面积大概是天坛公园面积的两倍多。目前,已知遗址内有平民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和建立在夯土台基上的宫殿。在近三米厚的城墙外,还有燕国贵族、殷商遗民的陵寝,出土了很多珍贵的饰物、车马器、陶器、漆器、青铜重器等。

以此城为中心,燕文化开始北扩。据考古研究,西周初期,以燕都为中心的中原系统文化,分布范围在燕都周围30公里左右;而至西周中晚期,已扩大到燕都周围70公里到90公里范围;至春秋时期,已越过燕山山脉;战国时代甚至推进到了今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琉璃河古城完备宏伟,辐射四周,一开始就给北京的城市建设定了个高标准,但奇怪的是,在这座城市的墓葬中,大约在西周中期,就不再出现高级礼器了。这在考古学上是个很重要的变化,学者们推断,此时它已不再是国都,降级为普通城市,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也许永远都不会有标准答案。

时至今日,燕都和燕文化仍有许多历史谜团未解。自召公以下的七代燕侯,除克和旨外,另外五代叫什么名字?琉璃河燕都被废后,燕人迁往何处?历史上燕国与蓟国的关系如何?

这许多问题都有待揭秘,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琉璃河东北,一片宽阔的河滩地上,一座更壮观的城市终将崛起。

(原标题:燕京寻根——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发现记)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孙文晔

本版图片均由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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