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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墓葬扯出一段杀兄弑父的大案!走进房山长沟大墓的千年传奇

2021-04-06 09:35

北京日报

北京,唐代称幽州,是一个让大唐帝国既爱又恨的城市。爱是因为此地是唐朝抵御外敌入侵的屏障;恨则缘于此处是安史之乱的策源地,直到唐朝灭亡,此地的藩镇割据一直让唐中央政府不知所措。

初唐时期,长安气象万千,幽州尚是边塞;安史之乱以后,幽州作为节度使手中的“自留地”,被苦心经营,逐步完成了从军事重镇到一线城市的角色转化。

不过,以往在北京发现的唐代文物并不多,这成了北京史研究上“缺失的一环”。2013年,长沟大墓在万众瞩目下掀开了墓志盖,确认墓主人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随着研究的深入,幽州的“十二时辰”也鲜活起来。


刘济墓“五室一厅”的恢弘格局

墓主存疑

北京叫“坟”的地方不少,但“坟庄村”却鲜为人知。2007年,王占勇在研究京畿古镇、房山区长沟镇时,采访了坟庄村的几位老人,把他们讲的神秘事件写进了书里。

老人们说,在坟庄村西北有一处大墓,坐北朝南大概有几百亩。上世纪50年代,地面上还散落着大量石人、石兽。

当地流传着一则古老传说,墓内葬的是鞑摩王,鞑摩王的棺椁下压着通往涿州的海眼,一旦触动了鞑摩王的棺椁,便会海浪翻天,带来灭顶之灾。“鞑摩坟”的守陵人繁衍成村,就是坟庄村。

1930年代末日军侵华时,当地民兵挖防空洞,在大墓里发现了色彩鲜艳的壁画,雕龙画凤的石门、石棺。不过,棺椁底下真有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民兵们想起了海眼诅咒,又一窝蜂地跑了出来。

1954年冬,兴修水利工程,坟庄村挖出了一条一米多长的汉白玉,上有石龙,惊动了文物保护部门,大墓这才重新掩埋。不过,既然有龙,当地便盛传这是一座王陵。

明知地下有墓,为什么不挖呢?“考古可不是盗墓”,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第二研究室负责人刘乃涛告诉记者,考古工作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课题研究的主动性考古项目,一类是配合基建的抢救性考古项目。定陵发掘后,国家就规定,不能主动发掘帝王陵寝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鞑摩坟”,只有传说,当然不属于任何一种。

1970年代,随着千头养猪场的设立,大墓的廓形消失,传说也淡出了村里人的谈资。直到2011年,“文化硅谷”项目落户房山,坟庄村才又热闹起来。按照规划图,“文化硅谷”建筑群将被打造成花朵形状,而坟庄村的“鞑摩坟”就在其中一片花瓣上。

和别处不同,坟庄村这块产业用地有个特殊的身份:地下文物埋藏区。

由于该地曾发现过战国时期的红、灰夹砂陶片、石器等遗存及辽金时期墓葬,故于2008年公布的北京市第三批文物地下埋藏区中,“房山区坟庄村地下文物埋藏区”赫然在列。

2011年9月,刘乃涛带领勘探队到了坟庄村。“我们针对这片文物密集区域,做了拉网式的勘查,每隔1米就会打一个探孔,用这样的方式勘探了两个多月。”刘乃涛告诉记者,他们在这块地上,陆续发掘出战国、唐、辽、金、明、清时期的墓葬及窑址130多处。

2011年11月,坟庄村的基建考古勘探已近尾声,一个不太起眼的山坡,引起了勘探队的注意。混乱的填土包含物,以及松软的土层,明显有着人为翻动过的痕迹。根据经验,刘乃涛判断,这座山坡的地下有一座墓葬。

很快,墓葬的形状显露出来,眼前的发现,让整个考古队都为之震惊。

这座大墓整体面积为500到600平方米,比一个篮球场还要大将近100平方米。墓葬凿山为穴,工程量非常大。在紧挨着大墓的一条土沟里,勘探队还找到一个残破的石像,似乎是一只老虎的造型。

石像生是陵墓前石人、石兽的统称,根据古代礼制,只有皇帝与重臣的陵墓前才能摆放石像生,低级别官员与平民百姓不准使用。石像生的出现,意味着这座大墓的主人,很可能是王侯级人物。

从2012年8月起,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房山区文化委员会合作,对这座墓葬开展了考古发掘。这一消息引发了媒体关注,爆料最猛的是一篇报道:《房山发现古墓疑似金代陵寝》。

“目前不知道墓主人身份高到什么程度,需要等发掘出土文字性文物后才能判定。”虽然房山区文委相关负责人一再强调,考古发掘工作还在进行中,但外界已经在纷纷猜测,这位王者到底是谁了。

“鞑摩坟”里有个“鞑”字,而“鞑子”是老百姓对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俗称。在北京建都的少数民族,只有金代的女真族、元代的蒙古族和清代的满族。清代皇帝安葬在清东陵和清西陵,人口齐全没有悬念,可以排除。元代皇陵在大草原上,不起坟冢,还得万马踏平,也可以排除。那么,就只剩下金代的皇帝们最可疑了。

这篇报道,并非空穴来风。位于房山区的金陵安葬了金朝的17位皇帝,唯独少了那位把金朝迁都到北京的海陵王。长沟大墓刚好是一座孤坟,会不会埋葬着海陵王完颜亮呢?

这种说法甚嚣尘上,其实是一种大众期待。完颜亮起于弑君,又亡于被弑,身上还背了个千古骂名:《金史》说他“天下后世,称无道之主者,以‘海陵’为首”。

当了12年金国皇帝,迁都北京,南征宋朝,也算干过大事的人,最后却没有被赋予皇帝谥号,还被贬为庶人,赶出“祖坟”,这在帝王史上也极为罕见。

《金史》记载,完颜亮“改葬于陵西南四十里”,经过GPS定位,从金陵中心也就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陵寝到长沟大墓,刚好也是40里。

王德恒是研究金陵的专家,2012年10月曾受邀去研究这座陵墓。他说:“说实在的,作为一个多年来研究写作金史的人,我非常希望这是完颜亮的墓葬。可是,冷静下来考虑,对照有关资料,最后,不得不遗憾地说:这个大墓不可能是完颜亮的。”

首先,里数不对。金代的一尺等于43厘米,那么,此处墓葬距金陵主陵区就只有30里了。而且,“山陵西南四十里”不是指从主陵区开始的40里,而应该从山陵边沿开始测量,那就更不对了。

其次,从墓葬规格看,此墓规模宏大,虽遭破坏,仍能看出满堂彩的壁画,绝对是第一等级的“王”的规格。而完颜亮是死后二十年,金世宗的儿子完颜允恭想起他逼死母亲的仇恨,上旨要求将完颜亮降为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的。这种情况下,绝不会给他修建豪华墓葬。

如果此墓埋葬的不是完颜亮,又会是谁呢?

唐代大墓

虽然外界众说纷纭,但刘乃涛心里有数:“当时我们内部已经有所判断,这肯定是个唐墓。从勘探时洛阳铲带出来的砖块、壁画残片等,就已经显现出唐代特征。”

考古现场,一切都呈现出被严重侵扰的样子。

“这个墓不知道被盗掘过多少回,墓顶也不见踪影。”刘乃涛说,大墓顶部早已塌陷,泥土随着坍塌的墓顶,填埋在墓室中,大墓土层中散落着各种陶瓷器残片。

记者不禁担心,数次被盗,还有价值吗?“从考古价值上来说,一个文物残片的价值并不比完整器物低多少。”刘乃涛说,此墓尽管不完整,似乎可以出土的“金银财宝”有限,但是从考古学上讲,价值依然很高。

虽然北京地区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陆续发现了多座唐墓,如安史之乱时著名叛将史思明的墓、幽州节度判官王淑及夫人吴氏墓、信州刺史薛府君墓等,但与西安、洛阳比,北京发现的唐墓少、级别低、出土文物也不多,而这座大墓有望填补对唐代北京史研究的“缺环”。

正是带着这样的期许,考古队员们按土层以及大墓的形状,一层层细致地往下清理,大墓中的惊喜也越来越多。

“最先发现的是一块汉白玉石门立柱,上面还有牡丹花纹,而牡丹在唐代最为盛行。”刘乃涛说,大墓发掘几天后,就可以“百分百定为唐墓了”。除了石门立柱外,更有力的证据是封门砖。

摆在墓口的灰砖,呈人字形排列,是用来防盗封门的。砖头上有一种特殊的纹路——绳纹。唐代砖厂会把未干的砖坯放在麻绳上,使砖体留下绳子的痕迹,不仅美观,还可以增大摩擦力。

随后,墓室中又发现了壁画。画面上一个马厩,里面有几匹马,门口还有两个侍女,从侍女的服饰以及画法上判断,这是唐代的壁画。

2012年12月,连续发掘两个月后,大墓已清理到二分之一的深度。随着恢弘的形制显现,北京考古学会会长齐心惊呼:“北京地区发现规模如此大的唐代墓葬,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

大墓背靠上方山,南临拒马河,占据了绝佳的风水宝地。墓葬长34米,宽15米,最深处距离地表5米,下部是岩石,凿石为穴,上部为夯实的土,墓室为青砖砌筑,超过500平方米。

更霸气的是,墓室呈“五室一厅”格局——中间是主室,主室南部两侧各有一间耳室,北部两侧各有一间侧室,主室后部还有一后室。

据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对唐墓的研究,在唐代,能享受“两居室”就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史思明自称皇帝,也就是“两居室”,这个“五室一厅”的阴宅主人,简直是个土豪。

他是谁呢?这可真吊足了考古人员的胃口。古人有“事死如事生”的习俗,从墓葬壁画猜想主人喜好,最为直观。已发现的壁画,包括乐舞表演、家居生活、侍女、动物、植物等,描绘了锦衣玉食的生活状态。让刘乃涛印象最深的,是画面里不同毛色的骏马,可见主人是个有生活情趣的人,也体现了唐代的尚马之风。

为了让那些仅能看清轮廓的彩绘侍女“重焕”新颜,考古队还通过高光谱成像技术,提取了模糊不清,甚至肉眼无法识别的壁画及底稿信息,为下一步的壁画保护修复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撑。

虽然诸多现象使人浮想联翩,但天气寒冷,“为保护大量壁画、石刻等遗迹,我们决定暂停考古,进行防寒处理,待来年开春后再进行考古发掘。”据后来统计,墓中保存了大约200平方米的彩绘壁画。

才发掘到一半,这座大墓已经被认定为北京现存面积最大、规格最高的唐墓。不过,考古的无穷魅力,就在于它不断破解历史旧谜的同时,又增添新谜。初定为唐墓后,在被盗最严重的后室,又发现了几枚大定通宝铜钱。

经研究,出土的大定通宝,是金世宗在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发行的第二套金代钱币,而金世宗就是海陵王的死对头和继任者,绕来绕去,谜团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在墓的前室和后室,分别发现唐、金两种钱币,使用时期至少相隔350年,难道说穿越了吗?考古专家可不会被这些障眼法迷惑,他们分析了河北最大的唐墓,该墓有“大金皇统九年三月□日重修保”字样的砖刻,可见墓主的后人曾在金代修葺过墓葬,大定通宝会不会也是重修墓葬时留下来的呢?当然,还有可能是盗墓者在某种盗墓仪式中所用。

对于一个破坏如此严重的大墓,会有各种可能。但有一点仍是确定的,墓主人只能到唐史里面去找。

幽州风云

隋唐史里的北京地区有很多名字,幽州、范阳、卢龙、涿郡,但治所一直是蓟城,也称幽州城。

上古时天下分为九州,今北京地区为幽州。武王伐纣后,在此分封了蓟国和燕国,后来燕国灭蓟国,迁都于蓟城(大概在今广安门一带),所以北京古称“蓟城”“燕都”。

自汉至隋,幽州地区皆以蓟为治所。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分割幽州东部的渔阳、玉田、三河三县,另置蓟州(治所在今天津蓟州区),蓟的名称逐渐用来专称今天津蓟县地区,原来的幽州蓟城则大多称为幽州城。

提起幽州城,人们总会想到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公元696年,陈子昂跟着武则天的兄弟武攸宜北征契丹,不被重用,还吃了败仗,“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歌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乐生、燕昭之事”指燕昭王设黄金台招贤纳士,对乐毅有知遇之恩的典故。不过,这一招并没能抵御强秦,蓟城一带,此后一直战乱不断。有专家盘点从战国到唐初的近千年,蓟城真正太平的时光加在一起,竟不超过一个世纪。

幽州城就叠在原来的蓟城之上,陈子昂登上蓟北楼,只见满目疮痍,不由慷慨悲歌。蓟北楼在哪儿?有人说是今蓟门桥一带的“蓟门烟树”,也有人说是“金台夕照”前身,更有人说遗址在大兴一带,这幽州台早已成谜。

幽州台不可寻,幽州城又在哪呢?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太宗征高句丽,第二年四月,在幽州誓师。同年十一月,铩羽而归,为悼念阵亡将士,建悯忠寺,即今法源寺。法源寺就像一根定海神针,确定了幽州城的东南角。

再参考墓志和文献,专家们基本确定了幽州城的四至:北墙在今宣武门大街,南墙在白纸坊西街,东墙在烂缦胡同沿线,西墙在甘石桥沿线。辽南京和唐幽州的位置几乎重合,金中都只是在幽州城的基础上又扩大了一点而已。

幽州城总面积为8点多平方公里,不足长安的十分之一,城市西南的四分之一是子城,即军队驻扎地,范阳节度使最多的时候拥兵9万多。陈子昂眼里的幽州,刀光剑影,是个军事重镇。

公元752年,“赴蓟门,觅封侯”的李白抵达幽州时,又是另一番景象。此时的幽州,不仅是边陲重镇,还是通商及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必经要道,所以经济繁荣、胡风盛行,因此留下了“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的名句。

几乎可以肯定,李白是从南门进幽州的,当时南墙外就是隋炀帝打通的永济渠,从江南乘船,可直达城下。此外,幽州还有海运便利,杜甫曾写道:“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

李白到幽州,离安史之乱只差3年,史书中称,安禄山已为此做了多年准备。李白在长诗中影射道:“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这也被认为是最早揭出安禄山野心的诗句。

李白没写幽州城内的状况,这可能是因为幽州效仿长安,也划分为里、坊,实行严格宵禁,没什么特别的。虽然这26坊的名字在文献里不明确,但专家们在各种石刻中,已经发现了25个坊名。

观察这些唐代地名,就会发现,像罽宾这样在中亚一带活动的部落,在幽州的商人和移民竟多至专有一坊;肃慎是东北古老民族,在幽州也专有一坊。

唐王朝还将归顺的突厥人、奚人、契丹人,内迁到幽州,建成羁縻州(类似今天的自治区)。从怀柔、顺义这些留存至今的地名,可见多元文化的交融之深。

多元给幽州带来了巨大财富。据记载,幽州“城北有市,百物山偫(音如至,意为储备)”。出身商贩、会六种语言的安禄山,“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

在房山云居寺保留的大量唐代石经中,出资赞助的商业行会竟达30多个,从中也可见幽州经济的发达。

得天独厚的资源,成了滋养少数民族地方军事集团的温床。至大唐极盛的巅峰,安禄山和史思明终于从幽州起兵。他们引发的安史之乱,彻底改变了唐王朝的命运,也改变了幽州。

清代著名学者赵翼曾说:“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所谓“地气”,相当于现代人常说的“政治经济重心”。

中央民族大学的蒋爱花副教授研究唐幽州多年,她告诉记者:“唐时期的幽州角色多变,国力强势时,为开疆拓土的经略之地;国力衰微时,则为军事防守的要地;多数时期,充任中央政府经营东北的前沿。”安禄山抓住机会经营幽州,百姓日子过得不错,以至于有人在墓志中为这位乱贼歌功颂德。


刘乃涛用超声波技术对刘济夫人墓志进行无损探伤


石质墓志上盖和底座上的牡丹纹饰


刘济墓墓志出土现场

在区域博弈中,幽州的优势与长安的短板,日渐凸显。在古都长安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时,同样历史悠久的幽州正在崛起。蒋爱花分析说:“从隋唐至元,幽州的戍边角色悄悄发生了巨变:从胡地、戎墟演变成了中国古代后半期多个统一王朝的都城,安史之乱是个关键。”

史思明墓

公元757年,安禄山集团内讧,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安禄山的亲信史思明不服安庆绪的节制,杀死安庆绪,篡取大燕政权,并将当时的都城幽州,改名为燕京。

造化弄人,他与安禄山的命运竟极其相似。两年后,史思明也在洛阳被儿子杀害。史朝义弑父后,用骆驼将其尸体从洛阳驮回燕京(今北京),一年后才以王礼发丧下葬。

在唐幽州称帝,又葬在幽州的,仅史思明一人,他是少数配得上长沟大墓葬制的历史人物。不过,史思明墓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被发现了。

在丰台区王佐乡林家坟西约100米处,地面有高大的封土堆,当地称之为“大疙瘩”。农民长年在此取土,封土取尽后,就露出汉白玉石块和石条。

“农业学大寨”时,农民为了修大口井,就把石料取出做井壁。待老百姓取石料到底时,发现有鎏金铜牛(缺一条腿)、玉册、马镫等几件文物。

1978年,北京市举办“文革”后的第一次出土文物展,展品中的玉册引起了关注。按照唐制,只有帝王才有资格使用玉册随葬,玉册上的内容跟墓志相仿,都是为死者歌功颂德的。展出中的玉册,有“血未干唐有异端谗人罔极”等字,清楚地说明文物出土地应是一座唐墓,而墓主又直接与安史之乱有关。

“知道这个线索后,我和袁进京就到林家坟去调查。我们先看了大口井,看见石料上有做工,确信出自高等级墓。但是当时经费有限,并没有拆掉这口井。”1981年3月进行抢救性发掘的赵福生队长说,由于砖石已经被百姓取到底部,能看到石室墓顶部有一层灰,灰印还在,墓室的大门已经碎了,石棺床还在,但多数也被起走,残损的石棺盖还剩下一两块。

“幸亏棺床下面还有个金井。”古人讲究“金井玉葬”,在陵寝地宫的核心,棺床正中央的位置,往往有一个圆形通地脉的深孔,称为“金井”。史思明的棺床已经被推开,金井显露出来,是个直径1.5米、深1.75米的井状坑。

盗墓小说里也常写到金井,墓主人往往把最贵重的陪葬品放在那里,史思明也不例外。赵福生说,这次发掘中,文物大都是从金井里出土的。

新发现的三十多块玉册,用汉白玉磨制,长28.5厘米,宽3厘米,两端各有一孔,用于连缀。每枚玉册上面刻有11个字,字口填金。其中一块玉册上写有“帝朝义”字样,足以说明史朝义以君主自居。还有一块玉册上写有“昭武皇帝崩于洛阳宫王芝”,文中“昭武皇帝”是史思明死后追赠的谥号。

棺床周边散落着两块头盖骨,还有一些腿部肢骨。“1980年代还没有DNA分析,我们请了社科院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的潘其风做了年龄分析,和史书中记载史思明去世时的年龄接近,都是50多岁。”让赵福生遗憾的是,史思明的头盖骨不知存放在哪个库房,没有进入国家相关基因库用于研究,史思明到底是突厥人还是粟特人?至今仍是个谜。

最特别的文物,当属如今陈列在首博的铜坐龙。这条龙长得有点怪,四脚着地蹲坐着,背生双翅,尖嘴猴腮。赵福生后来请教过考古学家孙机,他说这东西的学名应该叫“辟邪”。东汉的铜镜上有铭文,对这些神兽做过解释:一个角的叫做“辟邪”,两个角的叫“天禄”。这铜坐龙虽然只出一个,但最早应该是一对,是镶在皇帝所乘马车前扶手的横木上的辟邪之物。

玉册、铜坐龙、石像生等,史思明墓处处僭越,均是帝王规格。即便如此,也仅是“两室一厅”,这让长沟大墓的“五室一厅”格局,更加令人费解。

唐初的皇亲国戚讲究归葬邙山,不会葬在边塞幽州。安禄山父子横死军中,仅安禄山有衣冠冢,史朝义在幽州城外自尽,也不会如此厚葬。如此算来,这王侯级别的墓,就只有晚唐时期的节度使们敢用了。

安史之乱后期,为了应对吐蕃的侵袭,唐代宗不得不对安史叛军采取了招降的方法。而这一举动,使叛军盘踞在魏博、成德、幽州,这河朔三镇成了国家认可的“独立王国”。

他们独立于中央,自立节帅,尽管三镇内斗不断,杀将夺权屡见不鲜,不过名义上仍奉唐朝为正统,各地节度使也时常向中央进贡。起初唐朝想收复三镇,但后来退而求其次,只要求他们拱卫京城即可。陈寅恪认为,唐朝“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而这个“二国”,就是河朔三镇。

在这个连皇帝都不敢惹的势力集团中,又属幽州实力最强。有趣的是,最早意识到幽州重要性的是唐代诗人。据统计,《全唐诗》中以幽州为题材的诗歌竟达219首,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均有佳作。

“士人在失意之际,投奔强大的藩镇在唐后期已经是惯例,藩镇要想做大做强,也必须吸引人才加入。”蒋爱花说,幽州成为几代诗人文学想象的焦点,为“地气”转换提供了依据。

不过,“土皇帝”不好干,幽州节度使更难。有学者统计,幽州镇共发生内部兵乱24起,而同时期的魏博镇为11起,成德镇为4起。幽州的兵乱问题比魏博、成德要严重得多。

作为幽州节度使,他们除了管理兵马钱粮军民事务之外,还得时常为朝廷守卫边疆、讨伐邻镇,更要时时防范自己手下的骄兵悍将,甚至身边的父子兄弟。

安史之乱后的152年中,幽州换了25任节度使,其中仅5人平安地度过了任期,其余20人中,有11人被杀,1人自杀,5人被驱逐,3人自行出奔,结局大多十分悲惨。

长沟大墓的主人,会是他们当中的哪一位呢?

刘济墓志

2013年3月,在长沟大墓的主室内,考古队终于将一张巨大的石质棺床清理出来。这张石棺床长约5米,宽约3米,上下共有6层,在刘乃涛的印象中,就连明清帝王陵,也从未见过如此多层的棺床。

在石棺床的侧面,每一层都雕刻着不一样的图案。第一层雕刻的是一些兽面,有的瞠目,有的含笑,形象各异,栩栩如生;第二层装饰着祥云纹;第三层是牡丹花纹饰;依次往下分别装饰着瑞兽、彩绘牡丹和祥云纹。

难以理解的是,棺床还是个“烂尾工程”。在石棺床的第五层和第六层的纹饰上,只描绘了墨线,并未完成浮雕,而且第二层和第三层的雕刻也非常浅。只有第一层浮雕的兽面纹饰精致细腻。刘乃涛认为,这可能与下葬仓促,没有最终完成有关。

石棺床本应是墓主人的棺椁安放处,但该墓葬被发掘时,外层的石棺已经不见踪影,猜测这些石料是被居民盗走,用于盖房、铺路或修水渠等,而内层的木棺已经残毁,墓主人的尸骨也散落在石棺床一旁。

2013年5月,最受期待的文字性文物出现了:一块墓志盖,描金篆书5行21个字,四周还以彩绘浮雕的手法雕刻了文吏怀抱十二生肖。

在唐代,墓志一般分为上下两层,称为一合墓志。墓志的上层称为“盖”,下层称为“底”,底部刻有墓志铭,盖上刻有标题。

这块墓志盖上的每一个字里,都进行了描金处理,以示重视和豪华。从标题看,墓志铭是属于“太夫人”清河张氏的。

墓志边长1.6米多,大小与号称全国唐志之最(边长接近2米)的魏博镇何弘敬墓志比较,稍逊一筹。但是,它所具有的绚丽色彩和浮雕则更胜一筹。

一位女子的墓志盖都如此精美,那男主人的墓志自然更值得期待。当考古队员小心而又急切地刮开另一合墓志的土层后,令人沸腾的一幕出现了,顶盖清楚地刻着“唐故幽州卢龙节度观察等使中书令赠太师刘公墓志之铭”。

墓主人是幽州卢龙节度使,姓刘,如此丰富的信息,降低了解谜难度。专家们到《全唐文》上一查,就查到了题目相同的墓志铭。宰相权德舆曾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撰写了墓志铭,还将铭文收入自己的文集。

从权德舆写的这封“表扬信”可以看出,刘济享年53岁,在任时统辖范围涵盖今天的北京全境、河北北部、天津大部及辽宁西部地区,是三镇中实力最强的藩镇。他还曾为唐王朝对抗鲜卑族,打杀俘虏2万人。

在大多数节度使骄横不法时,刘济却对朝廷恭顺服从,因此很得赏识。为了对刘济之死表示哀悼,唐王朝宣布辍朝三日,并指派宰相权德舆为其撰写墓志铭,由书法家归登书志并篆额。

虽然发现了相关史料,但在没有实锤之前,“刘公”的身份还只能是猜测。令人奇怪的是,相比前一合张夫人墓志,刘公的墓志显得更小巧,也更简单。装饰中完全没有浮雕、描金、彩绘的手法,只是简单地在石头上刻出人物线条。

由于刘公墓志盖断裂缺角,考古人员不敢轻举妄动。通过对墓志进行超声波探伤,刘乃涛发现,两块墓志的外表看似牢固,但内里已经风化,出现了较深的裂纹。同时,墓志的密度分析显示,这两块墓志重量惊人。其中,张夫人的墓志虽然大,但较薄,重达1吨,而刘公墓志虽然面积小,但比较厚,重达1.6吨。

经过细致周密的准备,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最终决定,用龙门吊开启两合墓志。2013年6月22日,随着龙门吊缓缓启动,刘公的名讳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墓志上书写的“刘氏讳济”几个字,证明大墓的主人就是刘济。

与宰相文集对比,刘济墓志出入不大,他死于7月,下葬于11月。从选址到下葬,仅用了4个月,难怪墓中建造出现了赶工的痕迹,有些粗糙不够完美。

刘济夫人的志石正面楷书46行,共1438字,其中正文1315字。由于张氏事迹未见诸史料,此次发现的墓志,是第一次揭秘刘济夫人张氏的身世。

根据墓志,张夫人被封为蓟国夫人、蓟国太夫人、燕国太夫人,有唐一代,三次尊封,可谓荣耀至极。除了贤良淑德等一般性描述外,墓志还提到,张氏在刘济死后,为稳定幽州政局做过贡献。受封后,“栖心释教”,普济贫困,并仿效刘济生前用旧宅兴建崇效寺之举,捐资修葺寺观。儿子刘总也十分孝顺,母亲病重期间,服侍左右,茶饭不思。

从墓志铭看,这简直是夫唱妇随、事业有成、母慈子孝的一家人。然而,真实的历史又是怎样呢?在刘济墓志上,提及刘济的死因:“寝疾薨于莫州之廨舍”,而按照史书的记载,刘济根本不是病死的,而是被儿子刘总下毒害死的。

到底哪个说法才是真的呢?

藩镇之乱

北京电视台对墓志的开启进行了现场直播,将这位1100多年前叱咤风云的人物推到公众面前。刘济墓的发掘,也将唐史学界的目光聚焦于幽州。在齐心、张天虹、蒋爱花、杨亦武等专家的研究和讲述下,刘济和刘总的故事也丰满起来:

刘家是幽州的“四大家族”之一,在历任幽州节度使中,统治时间最长的是刘济、刘总父子。其中刘济在位25年,刘总在位11年。

刘家统治幽州,始于刘济的父亲刘怦。刘怦是唐德宗时幽州节度使朱滔的部将,朱滔造反后,大败而归,本以为留守幽州的刘怦会趁机上位,然而刘怦却厚道地出城迎接。朱滔死后,刘怦为节度使,但他在位仅三个月就病死了,其子刘济继任。

刘济不同于一般军阀,他曾在长安读书,还中过进士,文化素养很高,而且很有政治才能。他继承了父亲在军中善加抚慰的做法,同时保持着忠于朝廷的政治姿态。

从墓葬的壁画,大致能推断刘济歌舞升平的生活,然而这种生活却危机四伏。为了争权夺位,弟弟刘澭、刘源相继与刘济反目成仇,相互厮杀。

战争,以及与亲兄弟反目,或许让刘济感到倦怠,他虔诚地信仰佛教,并积极地行善积德。在云居寺藏经洞中,保留着一万多块石经,其中有一百多块为刘济所刻。在担任节度使期间,刘济持续刻经,为后人完整地留存了唐三藏翻译的佛教经典《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刘济还曾兴办学校,推广儒学;舍宅为寺,建了现在西城的崇效寺。虽然深得民心,但对河朔三镇的节度使来说,平安终老根本就是奢求。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朝廷讨伐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刘济立即出兵七万,攻打成德管辖的安平、饶阳两县,可谓十分卖力,朝廷也评价他在河朔藩镇中“最务恭顺”。

不过,白居易在《请罢恒州兵马事宜》中揭穿了刘济“最务恭顺”的老底,大意是,刘济本质上和王承宗是一伙的,他出兵攻打王承宗,并不是真心要灭了成德,而是企图向朝廷邀功请赏,挣几个外快而已。

事实证明白居易的眼光很准。刘济在攻下安平、饶阳两个县城之后,本该继续进攻,但他以卧病在床为由,退回幽州镇内驻扎,以致朝廷不得不宣布赦免王承宗。

刘济自认为可以在各方势力间纵横捭阖,最终却栽在了儿子身上。刘济出兵攻打成德时,让长子刘绲为副大使镇守幽州,次子刘总随军出征,这等于公开宣布了刘绲的继承人地位,引起了刘总的不满。他散布谣言说:中央对刘济因病请假的工作态度非常不满,要安排刘绲接班。

唐宪宗即位以来,步步收紧的削藩政策,让刘济失去了对谣言进行冷静思考、做出正确判断的空间。原本就有病在身的刘济,听说儿子要在中央支持下篡位,一气之下不吃不喝。直到有一天想喝水,被刘总趁机下毒,就这样被毒死了。

刘总又假传父命,让蒙在鼓里的刘绲赶往行军大营,刘绲刚走到涿州,就被打死了。唐朝的执政者明知刘济死得不明不白,仍顺水推舟,承认了刘总的节度使地位。

遗憾的是,这段文献中记载的故事,并没有通过考古得到最终验证。刘济的头盖骨被发现后,经过体质人类学分析,尸骨口腔内没有检测出中毒痕迹。不过,没有检测出来,也不能说刘总清白,毕竟,仅靠头盖骨,很多毒是验不出来的。

令人唏嘘的是,在杀死父兄后,节度使之位不仅没给刘总带来欢愉,反倒无时不在折磨着他。文献记载,刘总失眠,坐卧不宁,找来几百个和尚给他日夜念经,后来又干脆搬到庙里去住,可见罪恶感一直伴随着他。

母亲张氏去世后,刘总精心准备了墓志,也算一种赎罪吧。不过,在张氏墓志中,对除刘总外的子嗣只字未提,而史书记载刘济至少有三子。这种刻意掩饰,客观上造成了对刘氏后代传承信息的隔断。

幽州节度使这份工作也越来越难干。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病死后,其子王元逵执意入朝归顺,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也宣布献出魏博六州之地,归顺朝廷。名震天下的河朔三镇,已有两镇归顺朝廷,剩下的幽州孤立无援,一想到这里,刘总禁不住浑身发抖。

经过深思熟虑,他上表唐穆宗请求削发为僧,将幽州卢龙管辖内九州之地归还朝廷。为了稳定幽州政局,他还向朝廷献了两计:

一是建议朝廷将幽州镇一分为三,削弱实力,使其不再具备对抗中央的条件。二是将一批最为骄悍的将领派到长安,希望朝廷加官晋爵,将他们稳在长安,让幽州军队群龙无首。

唐穆宗收到刘总的上表,非常高兴,赐给他“大觉”法号。刘总披着御赐袈裟,悄悄出幽州城,赴长安为僧,走到定州时,却暴毙身亡,终与佛法无缘。

他处心积虑的两条计策,也没得到朝廷的重视。拆分幽州的建议,被即将出任幽州节度使的宰相张弘靖否决,他不希望自己执掌的藩镇只是个弱镇。那些被刘总派到长安的将领,张弘靖也没有厚待,终致放虎归山。再加上张弘靖在幽州处事不当,幽州叛乱又起,再度进入割据时代。

正如蒋爱花所论,唐以前,中原王朝关注的重心在西北关中;唐以后,逐步转移到东北幽燕,幽州既是北方游牧群体对中原王朝造成震荡首当其冲的地区,也是唐朝灭亡后重新建构统一王朝国家的“起点”。

(原标题:幽燕唐墓)

来源:北京日报本报记者 孙文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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