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官司里,财产可以分割,可孩子该归谁,才是最难的一题。当下,离异、单亲、重组家庭越来越多,深陷父母矛盾漩涡里的孩子,该如何被好好守护?这是一道绕不开的时代考题。
案例1:姐妹哭着不愿分开,一份判决留住相依的童年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但两个孩子的抚养权一定要争取!”35岁的小靖,在法庭上语气坚定。
这是房山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纠纷。小靖起诉离婚,希望两个女儿都由自己抚养。这段婚姻早已千疮百孔,男方在外另有非婚生子女,却在庭审中矢口否认,同样坚持想要女儿的抚养权。
为查清事实,承办法官韩玉根据女方提供的佐证和申请去医院调取证据。在医院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上,非婚生子女的父亲一栏清晰登记着男方的姓名与身份证号。铁证摆在面前,男方依旧辩解,称只是把身份证借给别人,自己是“喜当爹”。
“如果你对出生证明有异议,可以申请亲子鉴定,否则法院将会采信现有证据。”在韩玉释明后,男方最终并未提出鉴定申请。因此,法院认定男方属于婚外生子的过错方,支持了小靖提出的离婚损害赔偿请求。
法理已经厘清,但抚养权的取舍,依旧让法官犹豫。
“律师跟我说过,二孩离婚案件,父母各抚养一个是比较普遍的判决方式。可她们都是我亲手带大的,实在舍不得把姐妹俩拆开。”小靖红着眼眶,满心担忧。她们就读于同一所寄宿学校,住一间宿舍,从小相依相伴,感情特别好。
小靖害怕两姐妹分开之后渐行渐远,更重要的是,即将进入青春期的女儿一旦被迫分离,很可能会留下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小靖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独自抚养两个女儿,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姐妹俩不分开。
韩玉决定听听孩子的想法,特意选在放学后,将姐妹俩请到法庭谈话室。
“如果把你和姐姐分开,你愿意吗?”韩玉轻声询问妹妹。
小女孩瞬间红了眼眶,哭着摇头:“我不想和姐姐、妈妈分开。妈妈一直陪着我们,爸爸经常不在家,很难见到他。”一旁的姐姐也用力点头,语气坚定:“我和妹妹不要分开。”
更让人动容的是,即便婚姻破碎、男方存在过错,小靖也从来没在孩子面前诋毁父亲,而是尽力维护他在孩子心中的形象,用稳定、温柔的陪伴给足孩子安全感。
考虑到姐妹深厚的情感羁绊、长期由母亲照料的稳定生活状态,强行拆分很可能冲击孩子的心理、影响学业,法院最终判决两个女儿都由小靖直接抚养。判决生效后,双方均没有上诉。
“在很多离婚抚养权纠纷案中,当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时,通常会陷入‘均分’的传统思想。”韩玉解释说,实际上,法院对于多名子女的抚养权问题并非简单机械地分配,而是结合案件情况综合判断。如果共同跟随一方生活,更能保障孩子身心健康,两个孩子可以判归同一方抚养。
案例2:孩子说“愿意跟妈”,未必就是真实意愿
同样是争夺女儿抚养权,顺义法院的这起案件有着不一样的结局。
张某和周某离婚,一审、二审都判决大女儿由母亲张某抚养,小女儿小月由父亲周某抚养。判决生效后,张某不肯交出小女儿,让两个孩子一直跟其生活。周某多次沟通无果,先后通过报警、申请强制执行、申请人身限制令等方式维权,但张某始终不配合。
为规避执行,张某甚至带着小女儿离开北京40多天。待小女儿年满8周岁后,张某又提起诉讼,要求变更小女儿的抚养权。在法庭谈话中,孩子也表示愿意随张某一起生活,理由之一是爸爸管得严,妈妈允许她玩手机到凌晨。
庭审时,周某情绪激动,称张某恶意隐匿孩子,并质疑孩子表述的真实性,认为可能是受到母亲的长期教唆。“如果她真的能好好抚养两个孩子,我就不争抚养权了!”周某向承办法官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并称,由于张某的不当教育方式,大女儿已经近乎“被养废”,小女儿则长期请假不上学,还对自己和爷爷奶奶充满敌视。他担心,如果继续由张某抚养小女儿,将会毁掉孩子的一生。
顺义法院审查后认为,小月被母亲张某带离后,和父亲长期分离,见面机会少,有限的相处也被大人之间的矛盾干扰,很难进行正常的亲子交流。结合小月自述不愿意跟随父亲生活的理由,不涉及家暴或精神虐待等情形,相关细节表述也与其年龄和认知不相匹配,难以认定这是基于客观全面认知、独立思考作出的真实意愿表达,也难以认定该意愿有利于个人健康成长。考虑到双方的抚养条件并无明显变化,张某存在通过隐匿、藏匿未成年子女拖延时间、创造条件、利用法律条款之嫌,其行为侵害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等因素,法院驳回了张某的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法官特别提醒,虽然法律有规定,变更抚养关系时,应当尊重已满8周岁子女的意愿,但这份尊重有前提,即孩子必须在不受干扰、不受诱导、亲子关系正常维系的环境下作出表达,并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父母争夺抚养权,应当始终把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放在首位,不能把孩子当成博弈筹码,避免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
案例3:父母拒养三岁幼子,多方联动守住成长港湾
大多数抚养权官司都是父母抢着要孩子,大兴法院的这起案子却是夫妻二人争相推脱,谁都不愿抚养年仅三岁的婚生子。
“这婚必须离,但孩子我绝对不要。”前不久,王某起诉要求离婚,理由是自己常年在外,与孩子感情疏离,不愿抚养幼子。
妻子秦某同样拒绝,她称男方经济条件更好、有优质学区房,孩子跟着父亲更有利于成长,自己饱受婚姻伤害,长期抑郁甚至有自残行为,身心欠佳无力照顾孩子。
两人婚前感情基础薄弱,婚后王某多次出轨、嫖娼,还曾被公安机关处罚,一次次伤害耗尽了秦某所有期待。二人情绪对立严重,根本无法面对面协商,孩子成了离婚拉锯战中的“牺牲品”。
“不能简单一判了之。”面对这起棘手的离婚纠纷,大兴法院榆垡法庭的承办法官彭珍珍深知,若解决不好抚养权问题,三岁幼儿将面临无人照料的困境。
家事案件,不能只就案办案。为此,法官主动对接属地综治中心、妇联等,引入多方力量一起化解僵局。
“抚养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离婚也不能免除。如果双方都拒绝抚养,离婚诉求难以获得法院支持。”彭珍珍先把法理向二人讲清楚。
法理之外,更要打通亲情的突破口。区综治中心和妇联工作人员了解到,孩子出生后一直由奶奶协助照料,祖孙感情最为深厚。工作人员找到奶奶,劝说老人帮忙劝导儿子儿媳,从“孩子不能没有着落”的情感出发,提醒他们为人父母的责任。
老人的劝说慢慢缓和了夫妻二人的对立情绪。法官抓住时机,引导他们理性比较各自的抚养条件。几番沟通后,王某终于转变态度,主动提出由自己抚养孩子,秦某承诺按时支付抚养费并享有探望权。僵持的局面终于化解,双方签下调解协议。
结案时,法官向二人送上《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卡》,郑重告诉他们:夫妻关系可以终结,但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教育、保护义务并不因此减少分毫。
法官心里话:孩子的笑脸,是司法温度的标尺
抚养权纠纷,本质上是一场关乎未成年人权益的守护之诉。
“我自己也是一位母亲,每次面对抚养权的取舍,心里都格外难受。”韩玉法官说,离婚诉讼里,父母不妨适当让步,多一份体谅,尽量通过协商达成共识,避免让子女目睹父母反目。
顺义法院综合审判庭副庭长张莉提出,处理抚养权纠纷案件,必须坚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重点核查孩子长期生活轨迹、稳定抚养状态、情感依附关系,审慎评估抚养关系变更可能带来的风险,最大限度减少诉讼纷争对孩子的二次伤害。
“从事审判工作十几年,对我来说最揪心的就是抚养权案件。我担心父母相互诋毁给孩子造成心理创伤,也会犹疑直接抚养孩子一方未来能否持续稳定的照料。”房山法院城关法庭副庭长付雪说。法官适用法律的核心,是守住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尊重孩子真实意愿。“不妨多想一想,孩子第二天醒来,待在谁身边才会更安心、更快乐。”在她看来,情感依恋,很多时候比物质条件更重要。
“卷宗里看到的只是争议,生活中才能找到答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施忆对此类案件也有着深刻的思考:抚养权从来不是父母争夺的“战利品”,它关乎孩子往后的日常。家事纠纷表面是夫妻双方的争执,背后牵连着孩子稳定的生活、持续的情感、连贯的教育,甚至影响孩子人格的成长。他认为,办理这类案件,法官要跳出案件本身,在法定程序内寻找适合孩子的最优解。
婚姻的句号,可以由成年人亲手画上,但孩子的成长无法暂停、没有退路。希望每一对分开的父母,都能放下对立争执,把孩子的安宁、快乐放在最先,让法理承载温情,守护孩子平安长大。
(北京日报社原创新闻作品)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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