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学术界,至今还是一个被严重扭曲的人物,相当多的研究者执着于评估袁世凯的意义,相对忽略了对历史事实本身的梳理考订。美国著名汉学家麦金农先生对袁世凯及其时代没有先天的看法,更没有偏见。其所著《1901—1908年的北京与天津》一书,超越了传统“革命史观”的单一叙事,将清末政治变革置于权力结构、制度演进与社会转型多重维度中加以审视,对袁世凯在晚清政局中的角色给予了客观而富有张力的分析。
麦金农考察的1901年至1908年,正是袁世凯权势快速上升、新政举措集中落地的关键阶段:1901年至1907年坐镇直隶,推行地方新政;1907年调入军机处,兼管外务。书中对这数年间他在地方与中枢的作为多有新论,颇具启发。
依据麦金农的研究,袁世凯以务实、高效、系统化的治理风格,在直隶地区展开了一场涵盖政治、军事、教育、治安、经济等多领域的全面改革试验。天津,这座近代中国北方的开放门户,在李鸿章、袁世凯接续努力下,成为当时新政治、新经济、新外交的“试验田”与“样板间”。
在政治改革方面,袁世凯在直隶大胆实行地方自治,尤其重视地方士绅的力量,重视县级政治权力的训练与施展,使直隶在清末十年政治改革方面长期走在全国前列,司法改革、政治机构设置等都为全国提供了示范。
在军事改革方面,袁世凯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有朝鲜练兵与甲午后小站练兵的实践,1903年在保定设立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这所学堂是保定军校的前身,为中国近代军队培养了大批专业军官。袁世凯主持编练的“北洋新军”,是中国陆军近代化的重要开端,实行西式编制、装备德式武器、采用现代训练方法。这支军队摆脱了旧式绿营与勇营的窠臼,更在军事理念上引入“国家军队”概念,其制度创新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麦金农特别强调,这支新式军队是属于国家的军队,不是“曾左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湘军、楚军或淮军,其晚清政治转型中的国家军队定位不必怀疑。
与此同时,袁世凯在警察制度建设上亦开风气之先。中国传统社会只有“五家为伍”“十家为保”、重在相互纠察告发的保甲连坐制度。直至近代,黄遵宪参与湖南巡抚陈宝箴主导的变革,模仿东西洋既成制度,设立湖南保卫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专职警察机构。1902年,袁世凯参照天津都统衙门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管理经验,在天津设立巡警总局,聘请外籍警官协助训练。此后,袁世凯又提议朝廷设立巡警部,主管全国警务及京师治安,这是中国历史上首个全国性警察管理机构。近代警察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国家治理从“人治”向“制度治理”转型。
在教育领域,袁世凯同样是清末教育变革的积极倡导者与实践者。他延揽严修等人参与直隶学务,改进传统教育体制,大力兴办新式学堂,先后在保定创办直隶师范学堂,在天津创办北洋法政学堂。癸卯学制颁行后,直隶则凭借乡绅力量、地方财力,设立小学、中学、师范、实业学校,形成较为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袁世凯是关键的推动者之一,与张之洞等人联名奏请立停科举,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先河。
更为重要的是,袁世凯在宪政改革中扮演了复杂而关键的角色。清廷推进预备立宪期间,袁世凯以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入直中枢,张之洞亦入值军机并兼管学部。两人支持设立资政院与各省谘议局,推动官制改革,试图建立责任内阁制度。尤其是袁世凯,主张“大权政治”与“立宪并行”,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同时逐步开放政治参与。
当然,袁世凯的形象历来充满争议。袁世凯权倾朝野,善于权术,有当代曹操的影子,最终走向帝制复辟,其改革者的正面形象大打折扣。但评价历史人物应避免“以终定论”的简单化倾向。正如麦金农所强调的,晚清的政治变革是在传统体制与现代压力之间艰难博弈的过程,任何改革者都不得不在皇权、官僚、列强、舆论间寻求平衡。袁世凯的改革正是在这种结构性困境中展开的:动机或许掺杂权位考量,其政策却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
该书没有简单地将袁世凯标签化为“野心家”或“改革者”,而是将其置于清末权力网络的复杂图景中,揭示制度变革与个人能动性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不断提醒我们,历史的进程,往往不是由道德理想驱动,而是在现实权力博弈中逐步成形。袁世凯主导、推动的改革,虽未能挽救清王朝,但为后来的民国政府提供了制度遗产与治理经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北京日报
(流程编辑:U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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