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淬炼形成的先进文化，是读懂中国道路、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一把“文化密钥”。推进红色文化国际传播，是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重构我国国际传播格局、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命题。它不是简单的史料外译、故事输出，而是立足文化主体性开展跨文化意义建构，推动红色精神跨越制度与地域隔阂，实现从信息触达到价值认同的跃升，为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深厚文化支撑。
红色文化国际传播的三重时代价值
红色文化承载的奋斗底色、人民立场与和平追求，既扎根中国本土实践，又内含人类共同的精神向往，具备独特的对外传播价值。
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是价值感召力。红色文化记录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复兴的奋斗历程，是消解西方刻板叙事、呈现真实立体全面中国的宝贵资源。回望历史，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以他者视角将延安故事传遍世界，成为红色文化早期国际传播的典范，证明真实鲜活的奋斗故事本身就具备强大的跨文化说服力。今天，红色影视、革命纪实、红色文旅对外推介持续出海，正是为了把百年奋斗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吸引力，让国际社会从历史逻辑中读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筑牢国家形象的价值底座。
红色文化并非封闭的政治符号，其中蕴含的公平正义、团结奋斗、为民奉献，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内在相通。跨文化传播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找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共情支点。红色家书、革命人物口述史之所以容易打动海外受众，正是因为跳出宏大概念，以个体悲欢、家国牵挂的人类共通情感打通文化壁垒，实现“以情载理”，在平等对话中完成文明互鉴，而非单向度的观念灌输。
当前国际舆论场“西强我弱”格局尚未根本扭转，部分势力刻意歪曲中国革命历史，开展认知舆论博弈。红色文化国际传播以确凿历史事实为底气，用真实历程回应误解偏见，既是对外增信释疑，也是争夺历史解释权的现实斗争。它以史实正本清源，在国际舆论斗争中站稳道义立场，为民族复兴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
当前红色文化国际传播面临的结构性难题
近年来红色文化对外传播产品不断丰富，但距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要求仍有差距，突出体现为五重现实矛盾，制约传播从“走出去”迈向“走进去”。
话语转译存在落差，文化折扣消解传播效力。不少红色概念停留在字面翻译上，缺少配套历史语境阐释，容易造成海外受众误读。宏大集体叙事较多，贴近海外受众阅读习惯的微观叙事供给不足，出现“翻译了文字，没有翻译文化”的困境，造成“听得见却听不懂”的情况。
传播渠道结构失衡，多元协同格局尚未完全形成。传播力量仍较多依赖官方媒体、外交外事渠道，民间主体、海外友人、华人华侨、市场文化机构的潜力没有充分释放。官方“独唱”多，社会力量“合唱”少；传统渠道发力多，海外社交平台本土化深耕不足，容易触发海外受众对宣传叙事的戒备心理，削弱传播可信度。
分众传播意识不足，存在“一套内容打天下”的现象。对不同国家、不同代际，尤其是海外Z世代青年的媒介习惯、价值关切缺少精细化调研研判。面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青年群体使用同一套叙事逻辑，没有做到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出现供给与受众需求错位。
数字载体适配不足，技术创新与内容内核脱节。VR（虚拟现实）、AI（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逐步应用，但不少数字化产品重形式炫技、轻精神内核，革命旧址数字展陈、红色文创的国际化开发尚显薄弱。部分产品仅仅做字幕翻译，没有完成跨文化改编，造成“产品出海，文化难融”。
支撑体系存在短板，复合型人才供给短缺。红色文化国际传播，需要既具备党史理论素养，又掌握多语种翻译、跨文化传播、新媒体运营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当前人才储备缺口明显；大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尚浅，同时还要面对算法偏见、深度伪造等新风险，技术红利和潜在风险并存。
系统施策：推动红色文化国际传播提质增效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的要求，要坚持守正创新，统筹话语、渠道、受众、技术、人才各个环节，破解结构性难题，真正实现红色文化从“走出去”向“走进去”“融进去”转变。
融通中外，构建适配跨文化语境的叙事话语。做好“翻译+阐释”双轮驱动，组建党史、翻译、跨文化传播专家团队，完善红色核心概念权威译介标准，对特有历史概念补充背景注解，减少文化折扣。坚持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互补，善用人物故事、个体命运折射时代变迁，用小切口承载大主题。提炼既有中国立场、又具备世界共鸣的新概念新表述，把艰苦奋斗、人民至上等精神内核转化为海外受众易于理解的表达，坚守价值底色，又避免生硬说教。
多元协同，打造多声部立体传播矩阵。巩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主阵地，抓住重要纪念节点主动设置议题。同时激发多元传播主体力量，支持留学生、海外华人华侨、民间文化机构参与讲述红色故事，鼓励国际友人以“他者视角”记录感悟，把单一官方发声拓展为多方合力。深化与海外博物馆、高校、媒体的机制化合作，借筒传声，用好海外社交平台，遵循平台传播规律开展本土化运营，打通官方、民间、海外合作渠道，形成多主体、立体式传播格局。
分众施策，建立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逻辑。把受众调研作为传播前置环节，依托大数据建立动态受众画像与效果评估体系，不只看点击触达，更关注认知与认同变化。面向西方受众，侧重公平正义、人类抗争等共通人文议题；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突出民族独立、现代化求索的经验启示；面向海外Z世代青年，用好短视频、共创互动等年轻化形态，推动受众从被动接收转向主动参与。分区域、分圈层精准供给，拒绝“大水漫灌”式传播。
数智赋能，把握技术变革机遇同时守牢价值底线。建设多语种多模态红色资源库，运用VR、数字孪生打造沉浸式历史体验场景。善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多语种内容生产，降低创作门槛。同时树立治理思维，防范算法偏见、历史内容浅表化、深度伪造等风险，坚持“内容为本，技术为器”，技术创新服务于红色精神内核的传递，不能以形式消解价值。
夯实根基，建强复合型人才保障体系。把红色文化国际传播人才纳入国际传播人才整体规划，打通党史研究、外语翻译、新媒体运营的培养链条，补齐人才断层。完善项目激励机制，既重视短期传播项目，也夯实长期研究储备，为红色文化国际传播提供可持续的智力支撑。
红色文化国际传播，本质上是文明对话，不是单向输出；是讲清历史，更是沟通当下。站在新起点，做好这项工作，既要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坚定历史自信，又要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讲求传播策略，让红色故事跨越山海直抵人心。
（作者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扫描二维码
下载手机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