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性人格权是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人格权益，物质性人格权是最高的民事权益，是首要的人权，《民法典》人格权编对其作出了特殊保护，充分彰显了人文关怀理念，也充分发挥了《民法典》落实宪法、保护人权的功能。但人格权编中关于物质性人格权的保护，还有改进和完善的空间，比如：
应明确物质性人格权不适用动态系统论
动态系统论认为，在判断责任时，应当针对影响责任认定的各个因素，来综合考量认定责任。动态系统论要求考量不同的因素，确定这些因素满足到什么程度，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各个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以准确认定侵害侵权责任。依据《民法典》第998条，侵害精神性人格权（如隐私、个人信息等）应当适用动态系统论，但侵害物质性人格权不适用动态系统论，主要基于如下理由：一是物质性人格权具有不得扣减性。与精神性人格权不同，物质性人格权的权益不得被扣减。动态系统论本质上就要进行利益平衡，人格权是否应当予以保护很多情况下要局域对数个法益的平衡而确定。比如，新闻报道和肖像权、隐私权的保护就是适例。但是，对于生命权、身体权以及健康权这类物质性人格权，并不存在需要平衡的问题，其权益不能予以扣减。二是物质性人格权应受到平等保护。特殊主体的精神性人格权常需要作出限制（如公众人物的隐私可以受到限制），但物质性人格权并不受到限制，所有自然人的生命健康权都应受到平等保护。三是物质性人格权的认定要件、赔偿类型等已经法定化，不需要适用动态系统论。
应明确生命尊严的特别保护规则
《民法典》第1002条规定的生命尊严，是指维护生命存续的质量和维护生命结束的质量。生命权是第一人权，居所有权利之首。生命是一个过程，从出生到幼年、成年、衰老、离世，每一个阶段都体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并且始终是法律所要关注和保护的重点所在。生命尊严通常是指生存期间享有的生命不受他人侵害的尊严，但其内涵在不断扩大，包括对生前尊严的保护和对死亡尊严的保护，前者包括对胚胎的保护，后者则包括生前预嘱。胚胎是生命的开始，因此应当以维护人的尊严的方式来保护胚胎，而不是将胚胎视为一般的物来进行保护。也就是说，《民法典》第1002条规定的生命尊严概念为这些情形的法律调整提供了解释空间。生命尊严是人格尊严的组成部分，保护生命尊严也是对《宪法》第38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具体落实。
应探索对生前预嘱作出特别规定
生前预嘱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以书面形式预先订立预嘱，针对其处于现有医疗技术不可治愈的疾病，拒绝采用会引发其较大痛苦的侵入性医学干预、治疗措施。生前预嘱的功能在于维护个人的生命尊严，其性质上是单方法律行为，类似于附停止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待出现特定情形开始发生效力。承认生前预嘱的理论基础在于，生命权并不意味着个人有“生存的义务”，人格尊严意味着人不仅要有尊严地活着，而且要有尊严地死亡。承认生前预嘱的效力，既可以彰显尊重患者生命尊严的精神——不仅尊重患者意思自治，还减轻了患者痛苦，强化了人文关怀；也可以减少过度治疗，节省医疗资源，降低社会负担。在我国，2022年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第78条规定了生前预嘱规则，为司法解释作出详细规定提供了实践经验。但生前预嘱不同于安乐死，其只能消极排除一些造成痛苦的治疗方式，不能采取积极的手段促成他人死亡。
细化性骚扰的民事责任规则
从《民法典》第1010条的规定来看，性骚扰是一种违背受害人意愿、以性为内容、侵害他人人格尊严并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按照这一定义，性骚扰必须是和性有关的行为，该行为违背他人意愿，是以言语、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与性有关的骚扰行为。该条在法律上第一次确认了防范性骚扰的规则，对于防范和调整性骚扰行为并为法院裁判性骚扰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维护人格尊严，具有重大意义。禁止性骚扰的规范目的就是维护人格尊严。但该条的规定仍然过于简略，需要明确如下内容：
一是明确性骚扰中违背受害人意愿的认定标准。原则上，在与性有关的骚扰行为发生后，只要没有证据证明受害人明确表示同意，或者自愿接受，则不能否认相关行为违背受害人的意愿。但在具体认定违背受害人的意愿时，一方面，应当区分职场性骚扰和非职场性骚扰。职场性骚扰就是指发生在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即在工作场所中一方对他方实施的、不受欢迎的、具有性本质的侵犯他人人格权及其他权益并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行为。在职场性骚扰的情形下，因为行为人是利用职权、从属关系实施性骚扰，因此，认定违背受害人意愿应当更为宽松。另一方面，对于未成年人意愿的认定，应当区别于成年人。对未成年人而言，出于对未成年人缺乏判断能力以及强化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需要，应当认定受害人没有相应的同意能力。换言之，只要行为人对未成年人实施了与性有关的骚扰行为，就应当认定该行为违背了未成年人的意愿。
二是明确性骚扰应针对特定的对象。性骚扰行为应当是向特定的对象作出的，依据《民法典》第1010条，“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构成性骚扰。此处所说的“对他人实施”，是指针对特定的人实施，如果缺乏特定的对象，受害人就难以确定。例如，有人在微博上发了一些黄色笑话，可能会使女性看到后感到受辱，但由于该行为没有明确的指向对象，因此，不构成性骚扰。性骚扰的受害人大多为女性，但也不限于女性，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也认定了同性之间会存在性骚扰。
三是明确性骚扰中单位的责任。在行为人实施性骚扰的情形下，单位应当承担何种责任，理论上存在较大的分歧。笔者认为，在发生性骚扰行为时，必须坚持为自己行为负责原则，谁实施性骚扰，谁应当对此行为负责。行为人是首要责任人，首先应当由行为人自己负责。因此，在发生性骚扰的情形下，一方面，单位对其员工实施的性骚扰行为所承担的责任不应当是连带责任，而应当依据其程度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并且，在发生性骚扰的情形下，单位只有在存在过错的情形下，才承担责任。另一方面，按照自己责任原则，在行为人实施性骚扰的情形下，行为人理应对自己行为所导致的后果承担直接责任。此外，单位的法律责任应适用过错责任。在认定这些单位的过错时，要考察这些单位的行为，特别是不作为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这些过错行为与损害的发生之间是否具有因果联系，关键要看单位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如果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则应认定其具有过错。如果单位采取了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但仍未能防止损害结果的发生，也不能使其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应当参照《民法典》第1198条关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的规定，确定单位的责任。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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