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光华楼的电梯间里，陈思和与保安、同事熟络地打着招呼，话题多是养生。出了电梯，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兼书房，这位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级教授才显露出学者本色，他丰富的精神世界、文学世界徐徐延展开来，如同一条宽广而深邃的河流。
“当我研究现代文学的时候，现代文学就是一条河流，我就是这河流里面的一块石头。”“石头不会说话，但水流过它的时候，会留下痕迹。”近日，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探访陈思和书房时，他以自身治学经历为这些话语做出了最生动的诠释。
两本老书，藏着少年往事
陈思和去年患了一场病，目前还在康复中，行走稍有不便，出门不得不拄拐。但为了这次拍摄，他悄悄把拐杖放到了一边。“谁愿意拄拐杖。”说这话时他有些不好意思，笑容里带着孩子般的纯真和质朴。
这份纯真也藏在他早年亲手“装裱”的一本小书里。他从书架上小心取出这本书时，喜悦溢于言表。那是作家王统照的短篇小说集《春雨之夜》，民国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版本。书的封面早已不存，是少年陈思和用牛皮纸糊上去的，上面用心画着春雨、小路和房舍，笔触稚拙，却有一种丰子恺式的天真。
小书的封面上，有一枚他当年手刻的印章：广靖书屋。广，取自小学母校上海广灵路小学；靖，取自中学母校上海靖南中学。翻到封面内侧，他开心不已：“这是我用妹妹的作业本做的封面，你看这里写着：上海向明中学。”书的扉页上，他还给这本书编了号——第87号。他轻轻翻动书页，藏在书里的一只蝴蝶标本好像就要展翅而飞。
“那时候小朋友自作多情，喜欢把自己搞得好像真是一个读书人一样。”他笑言。但这枚印章和那个编号，像一个隐秘的预言：这个曾在上海卢湾区图书馆和淮海街道图书馆流连的年轻人，终究要和书打一辈子交道——他后来成了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更是国内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顶尖学者。
另一本藏书是鲁迅的《集外集拾遗》，是陈思和家里传下来的老书，刊印于1939年。“我小时候读鲁迅，其实读不懂，真正看懂鲁迅是上大学以后了。”
陈思和最初走进鲁迅的世界，是通过阅读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那些关于鲁迅与创造社、与新月派、与“第三种人”论战的注释，像一扇扇小窗，让一个中学生窥见了现代文学史的复杂地形。“我很多有关鲁迅和现代文学史的知识，都是通过读注释得来的。”
“鲁迅的书我们一遍遍在阅读，鲁迅的很多话在今天社会都能验证，很多事情他都在指点我们。”陈思和说，他一辈子都在读鲁迅。
两位大家，一种精神传承
书房靠墙的一排书架，是按“学术传承”排列的：最上面是陈思和自己的著作和编著的书，紧接着是恩师贾植芳先生的书，再往下是李辉等“贾门弟子”的书，最下面一层是七月派作家胡风、路翎等的著作。
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 崔家宁摄
当陈思和从书架上抽出《青山夕照——贾植芳最后三十年》，言语间透着郑重。今年是复旦大学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的奠基人贾植芳诞辰110周年，陈思和因此参与编写了这部画传。
“贾先生对我的影响，怎么说都不为过。”陈思和说，“可以说把我从一个只是爱好读书的年轻人，培养成一个专业的、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但更深的触动，并不在学问层面。贾植芳是胡风的朋友，因胡风案牵连，曾多年被囚禁、被管制。“当你看到他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突然感到这个人是从历史当中来的人。他讲鲁迅跟胡风的关系，讲胡风跟他的关系——这些名字都是在文学史上的名字，但因为贾先生，这段历史来到我跟前，我也成了历史当中的一个。”
贾植芳教给学生很重要的一件事，不是理论，不是方法，是找真相。研究巴金，先生不建议他们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巴金文集》——那是作者修改过的，而是让他们去徐家汇藏书楼，翻民国时期的报刊，找巴金最早发表的文章。“我们每天跑到徐家汇藏书楼去查原始资料，才发现很多文本跟后来改过的是不一样的。”那篇与李辉合著的《怎样认识巴金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最终经贾植芳推荐，发表于《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成为陈思和学术生涯的起点。“更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一条怎么研究现代作家的路。”
“巴金先生和贾植芳先生，对我恩重如山。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没有他们对我的直接影响和支持，我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而巴金的著作，无疑是陈思和书房里另一个无比重要的存在。陈思和用心保存着巴金《随想录》的多个版本，其中就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的全五册《随想录》。
陈思和最早读《随想录》，是在复旦大学港台报刊阅览室的《大公报》上。“巴金的《随想录》是连载的，我们隔几天就去看看有没有新的。”他说，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他成长最快、最顺的阶段——1982年毕业留校，1986年出版第一部著作《巴金论稿》，1988年评上副教授。“我成长路上的每一步，都亲历过《随想录》所记录的时代。它对我来说是百读不厌的，因为巴金把我们朦胧感觉到，却难以说清楚的东西，用最认真的方式说出来了。”陈思和甚至把《随想录》定义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不仅是文学界，整个文艺界、思想界出现的各种问题，他都在里面发声。而且这个声音跟我们这些普通知识分子是息息相通的。”
20世纪90年代，陈思和将巴金《随想录》之后的文章编成《再思录》，请巴金作序。当时巴金因病已无法执笔。“我跟巴老女儿李小林说，能不能请巴老指定一篇文章作序。过了一两天，小林打电话来说，爸爸已经写好了，他口述的。”那篇短序里，巴金提到柴可夫斯基的话：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就到人民中去。“巴老以前从不口述，他觉得他善于写不善于讲，但那次他讲了。”
陈思和强调，无论是巴金还是贾植芳，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这个责任尽管个人没办法完成，但要一直努力地去做。我认为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一个精神使命。这个使命我不指望每个人能做到，但作为一种追求，它一定会存在于人类的精神当中，那么我们的社会才会进步。”
对陈思和而言，他渴望像巴金、贾植芳一样，挺立在人世间。他希望通过和年轻一代的交流，将巴金、贾植芳赋予他的精神滋养传承下去。就像他的学生谢有顺所言：“陈思和身上有一种大家公认的深厚的人格力量，正是得益于他善于亲近那些伟大的灵魂，并从他们雄浑的人生中辨识何为有价值的事物，并明白自己该守护什么、藐视什么。”
两排书架，一条当代文学“弄堂”
陈思和书房的后部，两排书架相对而立，书架上整齐摆放着当代作家的作品：上海作家、陕西作家、湖南作家、湖北作家、山东作家……按地域排列，构成当代文学一道独特风景。
陈思和喜欢把两排书架围出的这个独立空间叫作“弄堂”。漫步在这条特别的“弄堂”里，回忆不断。他关注、研究莫言、王安忆、张炜、贾平凹等文坛大家已长达三十多年，他们的著作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书架上。“这一代作家跟我一起成长，他们思考的问题从自己的生活出发，跟我的探索轨迹是吻合的。我们属于同一个频道。”
但他特别强调距离。“评论工作者最好跟作家保持一定距离，不要太亲密。喜欢的作家一定会跟你心心相印——他写的东西我能读懂，我的批评对他也有帮助，不是老朋友说好话那种。”
“这一代作家，从80年代的稚嫩，到90年代走向成熟，再到新世纪拿出最有分量的作品，他们始终和这个时代紧密相连。”此时，他停了一下，“近十年文坛换代了，主题也变了。我这两年生病，关注得少了。”
病了两年，仍推进两件大事
2024年，陈思和的重要著作《从广场到岗位》出版，是对他学术思想的一次系统梳理。他原计划写六本，但只完成了第一本，病就来了。
陈思和经历了两次手术，随后又脑梗，腿不能动。“前两年基本在病当中度过。”他说得风轻云淡，“脑梗没带来特别大的威胁，已经很幸运了。”但他现在每天的时间都被康复锻炼占去大半，“有些事力不从心，但我觉得我也不是个什么重要人物，少写一本书、少做一件事一点关系也没有。”
但他在住院期间还完成了一件事。2022年启动的“海派文学大系（1872—1949）”，由陈思和与陈子善领衔主编，五十卷规模，列入“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物规划。陈思和解释了这套丛书对“海派文学”起点的选择：“海派文学起源于海派文化的形成，其标志暂定为1872年《申报》创刊，进而出现连载小说。”他谈到“海派”词义几经变迁，如今依托“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框架，学界得以重新理解这一概念。早期海派不止连载小说，旧体诗、书信笔记等同样是重要组成，因此这套大系分卷从小说扩展到散文、诗歌、戏剧、旧体诗。
陈思和还告诉记者，他几年前策划、主编的另一套大型丛书《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文献汇编》最近也将出版。说这话时，他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北京日报社原创新闻作品）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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