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居”，在北京有多久的历史？答案或许要追溯到七十万年前。
当周口店的“北京人”在山林河谷间找到第一处安身之所，“宜居”的故事自此开端。此后漫长岁月中，人们择地而栖、依水筑城，城郭屡有兴废，格局几经调整，“宜居”的内涵不断延展，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未变。
今天，“宜居”已逐步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制度承诺，细化为可衡量可检验的民生指标。北京正以行动回答：这片土地为何能跨越数十万年，始终成为人们向往的栖居之地。
择地而栖
从北京市区向西南驱车约50公里，楼群退去，山峦渐起。
站在房山龙骨山上向猿人洞方向望去，南北跨度77.5米、覆盖面积3700余平方米的钢制保护棚，像一柄巨大的伞盖嵌在山体之间，与四周的绿色融为一体。
保护棚下，正是远古人类曾经栖身的洞穴遗址。回到数十万年前，龙骨山一带背靠峰峦起伏的太行山，面向开阔的华北平原，山前有河水潺潺流过。仅猿人洞一处，便出土了98种哺乳动物、62种鸟类的化石。
猿人洞的选址并非偶然。有溶洞可以栖身，有河流可以取水，有兽群可以狩猎，对仍在与命运周旋的远古人类而言，这里几乎集齐了生存所需的全部条件。
把视线从龙骨山放大到整个北京，会发现它正处在“北京湾”的地理格局之中。
北京地处东北平原、内蒙古高原、华北平原三个不同自然地理单元的交会处。西北的群山像屏障，挡住隆冬南下的朔风；东南的开口似怀抱，迎进温润的气流；永定河切穿西山奔涌而出，在山前冲积出上千平方公里的沃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远古先民得以生存。
“在过去其实没有宜居的概念，古人选择居民点是一种基于经验本能的生存意识和生活智慧”。北京建筑大学教授、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李浩认为，“背靠山地、面向平原、临近水源、择高而居”的方式，可以视作人类最原始形态的宜居规划。
北京地理学会原副理事长、历史地理学家朱祖希同样指出，“任何一个居民点的产生，都需要有一个理想的地理空间。”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人类最初的文明总是首先在河套地区开始发展的，只有在距离渡口不远，又不致受洪水威胁的地方，原始居民点才会发展成为城市。“北京湾”恰好提供了这片沃土。
如果说史前择居主要出于生存本能，那么城市诞生之后，选址逻辑便日趋复杂，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因素都纳入考量。环境的宜居性，决定着城市发展能不能长久延续。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后，成王封召公之子于北燕，燕都随之建立，城市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这片土地。琉璃河一带处于中原通往幽燕腹地的交通要道，既能有效管控燕山南北，又能作为周王朝在北方稳固统治、融合多元文化的据点。
“燕都的选址更多考虑政治和军事因素，但城市发展的前提始终要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陈光鑫介绍，商周时期的都邑多坐落于临近河流的高地之上，既便于取水供给，又可规避洪水侵扰；加之土地宜于农耕、交通区位便利，各类资源足以支撑都邑的发展需求。
“从历史存在时间的角度判断城市的宜居性，是一个基本规律。”李浩认为，北京的“宜居”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才能铸就悠久的城市建设史，成为历史上定都时间最久的古都之一。从琉璃河燕都起始，燕灭蓟后迁居蓟城，蓟城沿永定河水系兴起，金中都傍莲花池营建，元大都依白浮泉水系东拓，直至明清北京城定型格局，城址虽逐水而迁、屡有拓展，北京的城市脉络三千年一脉相承，始终锚定在这片土地，未曾离开。“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史前择居逻辑的延续”。
直至今天，北京中心城区依然坐落在这片山前洪积扇上。当代总规中保护历史水系和蓝绿空间、预留洪水调蓄空间、尊重山前格局，本质上也是对这一古老择居智慧的传承。
营城为人
现代城市的宜居性，不是大自然的额外馈赠，本质上是规划建设出来的。
漫步秋日的紫竹院公园，垂柳拂过湖面，绿荫下的长椅上坐满休憩的市民。事实上，这片城中心的盎然绿意，70余年前就已写入了新中国首都的第一份总体规划。
1153年金中都建立，开始按都城规格大规模营建城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与政权更迭，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用地、水系和环境格局不断调整，宜居性逐渐增强。
但这种宜居性存在分层现象，即主要面向封建统治阶级和贵族群体。李浩介绍，金中都以来，都城营建完备，各项生活条件优越，但以外城为代表的平民区则街巷杂乱，排水不畅，居住和卫生条件很差，关于个体的生存居住环境，还并未纳入城市建设的主要考量。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成为人民的首都，普通人的居住条件和生活体验，才逐渐被重视。
1953年第一版《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提出首都建设的总方针是：为生产服务，为中央服务，归根到底是为劳动人民服务。规划还提出，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用最大努力为工厂、机关、学校和居民提供生产、工作、学习、生活、休息的良好条件。由此可见，“宜居”在当时的规划体系中已然成为重要的价值取向。
这份草案里的诸多部署，至今仍在影响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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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层面，为合理分布人口、保障居民共享市政与文化福利，提出街坊建设遵循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综合建设的原则，居住区内保证充足阳光与新鲜空气，配套绿地、儿童游戏场所等公共设施，服务全体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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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层面，提出把玉泉山、香山、八大处一带及其邻近地区作为主要休养区，打造市民游览休养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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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层面，规划在郊区布局大型农业基地，逐步建设国营农场与农业生产合作社，保障城市生活物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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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涝治理层面：针对夏季洪涝问题，规划提出系统解决方案，包括利用官厅水库蓄水，引永定河、潮白河水入城；扩大昆明湖、玉渊潭、龙潭等现有湖面，利用洼地、窑坑建造新的人工湖，展宽加深河道，贯通河湖水系；同时开辟京津运河、市内运河，加宽挖深护城河，兼顾工业运输与防洪调蓄等......
今天，在北京西郊地区，永定河引水渠、京密引水渠两岸的独特景观风貌和休闲散步等设施，正是1953年版《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留下的规划遗产。此后七十余年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历经数次修订，宜居的定位也随城市发展步步升级。
从上世纪80年代，北京剥离“工业基地”定位，“方便群众生活”成为规划的核心导向之一。2004年版总规正式将“宜居城市”列为城市四大发展目标，“宜居”升级为城市核心战略。2017年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更进一步提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每一次目标的升级，都对应着城市发展理念的迭代。新中国成立初期解决生存与卫生的兜底之需、改革开放后填补住房与基础设施的历史欠账、新世纪应对大城市病、追求人居品质提升，宜居的标准始终与时代需求同频共振。
人人园丁
规划的价值，最终要落在市民的日常感知里。
沿着永定河生态廊道一路前行，曾经干涸的河床重现碧波，浅滩旁水鸟栖息，骑行道上人流络绎不绝；温榆河公园内，芦苇荡与梯田交错，既是市民休闲的大花园，也是城市重要的蓄滞洪区；越来越多的街角空地、胡同边角变身口袋公园，老胡同里见缝插绿，居民推窗见景、百步入园……
北京正将“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从顶层设计，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生活场景。
走进西城区小马厂社区，一处林下花园宛如打翻了的调色盘，色彩斑斓、层次分明。不足百平方米的空间内，居民们信步而行，抬头可见绿，低头能赏花。难能可贵的是，花园建设养护全程都有居民参与。设计初期，居民便提出“花色丰富、四季有景”的愿景；种植阶段，大家与专业园艺师一同挥锹铲土、亲手栽植。这样的社区微花园，2023年以来北京已建成350处。
在《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年—2035年）》中，明确将“加强宣传引导，营造‘人人是园丁’的社会氛围”列为花园城市建设的工作要求之一。花园式社区创建、绿地认养、市民园艺推广等各项活动陆续铺开，市民逐渐从“去公园”变成“身在公园中”，从赏花人变成种花人。
新时代的城市宜居建设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让宜居不仅只是凭“感受”，还要可“衡量”。
2017年获批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附表，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用42项细分指标搭建起一套清晰的“宜居标尺”，每一项都对应具体的建设任务与时间节点，还率先建立“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常态化城市体检机制，连续八年对城市发展进行全维度“健康筛查”。市民满意度调查和12345热线数据也被纳入体检依据，让宜居建设和市民需求同频共振。
居住、出行、治理等领域也在协同发力。城市更新持续深化，老旧小区改造、胡同有机更新让老城重焕生机，便民服务不断下沉；轨道交通线网越织越密，慢行系统连片成网，通勤出行更高效也更友好；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向街巷延伸，基层响应更迅捷，城市运行更有序……
从远古先民顺应山水、择地求生的“可居”，到现代城市以规划立纲、保障民生的“宜居”，再到全社会共建共享、烟火融融的“乐居”，北京的栖居理想，已超越个体安身的生存诉求，成为了一座大国首都对人与自然、历史与现代、城市与人民和谐共生的不懈追求。
（北京日报社原创新闻作品）
来源：长安街知事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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