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桥艺人》岳永逸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年，以硬气功闻名天桥的朱国良尝试拉开当年“撂地”时的硬弓。
对于昔日的“天桥艺人”，我的印象还停留在相声、小说与各类影视作品描述的画面中。天桥总是被描述为“俗世奇人”展示自我的舞台，仿佛谋生都只是附带为之。靠出力赚钱的卸煤工人带着满身煤渍到天桥，先去澡堂泡澡，顺便让澡堂伙计去二荤铺叫上一碟熘肉片和一份面条，待洗净后，裹着毛巾，晾着热汗，吃完肉片，再用菜汤拌面，待吃饱喝足了，就开始“逛天桥”。或听相声，或看大鼓，若赶上人称“天桥马连良”的梁益鸣贴戏牌，更是不容错过。就算进不起大戏院，天桥也足够让人流连忘返。
身怀绝技的艺人与出力赚钱的大众在天桥汇聚，主流社会的评判体系、价值标准被暂时搁置，随着一声哈哈大笑，现实苦恼烟消云散。这简直是巴赫金描述的“第二生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相较于狂欢节广场的时效性，天桥是触手可及的生活常态。但读过民俗学家岳永逸的《天桥艺人：一个民俗学的诠释》后，便会发现，天桥固然是主流社会的边缘地带，但边缘生存更需依仗社会化的体系支撑，艺人的成长轨迹也是社会的延展线。艺人的生存境遇，成为独具本土风格的民俗志。
“被看”的处境
在天桥，谋生是首位，只有身怀技艺，才能安身立命。说相声、唱大鼓、变戏法……均是谋生技艺，而有人驻足、观看，才能赚钱。因此，艺人是靠技艺而“被看”的人。而“看”的主体却很多，不仅有观众，还有主流社会，更有同行。因此，只有被社会化，才有“被看”的资格。这也是《天桥艺人》一书的立意所在：天桥艺人所处的位置看似边缘，其实仍是主流社会的延展，为了适应该处境，一整套自成体系的社会化程序被发明出来，从拜师“认祖”到同行“盘道”，通过这套规范得近乎繁琐的流程，一名普通人才能被社会化为艺人。
艺人靠“被看”精进技艺，也为此焦虑，更陷入“我是谁”的迷惘，正如书中所说，天桥艺人既塑造着自己，也异化着自己，他们既是“我”，又不是“我”。由此，岳永逸不只将艺人视作职业人，更看作被再造的社会人，“被看”的处境，实质是身份的建构。
天桥艺人的社会化，既来自行业内的规范流程，也来自历史发展的波及与主流社会的影响。天桥之于艺人，不只是谋生的社会空间，更是他构与自构兼备的“心理场”。
历时地看，时代更迭持续影响了艺人的自我认同：清末，他们是“伺候人”的“下九流”；民国时，有了“国民”身份；新中国成立后，是专注于舞台表演的文艺工作者……天桥艺人虽身居边缘，却在不同历史阶段，通过积极的自我调适，表现出与主流社会共谋的特征。共时地看，天桥艺人的身份建构离不开跨地域、跨行业的流动，“看”他们的舞台，从天桥的街头巷尾逐步升级到广播、电视与网络，主流社会的影子从未消散。
在边缘生存与主流接纳之间，艺人“被看”的处境始终未变。他们犹如风景，生活被割裂为“台上”与“台下”两种状态，自己也陷入“我”与“非我”的矛盾。岳永逸将天桥艺人描述为“镜中人”：他们既是实存的特殊群体，也是被叙述的话语机制；艺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自我”，却仍被“非我化”。就像逐日的夸父，虽化作传奇，但这是他的真心期待吗？这个存在主义难题，是天桥艺人留给当下的迷局。
本土的民俗志
围绕天桥艺人的身份建构，《天桥艺人》聚焦于社会化，展开对天桥的空间分析、学艺的“认祖”流程、卖艺的地域流动与行业规则、天桥“江湖”的社会学探究等多维研究，以点带面地展现“边缘”与“主流”的联动，更通过天桥艺人群体的生存境况，让今天的读者见识到中国各历史阶段的市井生活。可以说，此书不仅是学术性极强的专业著作，更是极富本土意识的“民俗志”。
民俗志脱胎于民族志。后者是人类学领域的研究范式，意在通过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等方法，系统描述特定社群的文化特质及其社会运行规则。在这里，“民族”是人类学对特定社群的统称，“民族志”主要关注异质文化及其现象，而“民俗志”则相反，关注本土文化。这个概念由民俗学泰斗钟敬文提出，在国内学界经历了由方法论到“资料学”再到“当前史”的变革。当前的民俗志研究，关注研究对象的自我评说，即“试图通过对研究对象行为的描述，来说明研究对象自身如何解释其行为的制度或体系”。
《天桥艺人》依据天桥艺人的采访、回忆录等大量一手资料，不仅力图还原天桥艺人的生存境遇，铺展中国各阶段的市井百态，更聚焦于艺人群体的身份建构，将现实主义层面上的“民生多艰”深化为具有存在主义深度的“身不由己”。在完成艺人这一身份建构后，天桥艺人又能动地经历着主流社会对其身份的再确认过程。
随着天桥艺人的身份建构逐渐清晰，天桥的空间内涵就此显豁。这个位于城市又处于边缘的“杂吧地”，是人性收容所。天桥艺人用自己的方式处理自身的异质因素，完成社会化。如拜师，即是通过戏仿主流社会伦理关系，以“认祖”为终极目的，既彰显自身独特性，也维系本群体稳定，更与主流社会相融，最终契合观众的期待视野。故而，“在剧烈动荡的近代社会，对人性的彰显，对人之本欲的强调，或许是天桥艺人层出不穷且始终拥有受众的本因”。写到这一层，作者才完成对“民俗志”的落实：以历史、现实与人性的多重互动，深掘本土文化的自身特质与运作规律。
“下沉”的乡愁
收录于附录的《杂吧地，一种方法》，既是坦诚的学术自白，也是深情的散文，很值得一读。岳永逸从乡村城镇化的时代背景写起，剖析萦绕于北京的“老街-乡愁”。改造后的新天桥变得干净、现代，但“老天桥”的野性生命力是不可替代的，“犹如一只营养不良、瘦不拉几，却下蛋多多的老母鸡”。
文章中的一个词，因之显得极为可贵，那就是“下沉”。“下沉”指底部沉积之物。这既是“老天桥”的特性，也是其现状的隐喻，更是岳永逸书写天桥及天桥艺人群体的动人之处与意图所在：“下沉”到“杂吧地”，剖析天桥艺人群体在历史与现实、边缘与主流之间奋力谋生的心理动机与现实愿景，呈现内生于文化自身的野性生命力，力图在传统与现代、“下沉”与“上升”、参差与均质的矛盾中，探究文化再生难题，阐释独属于中国城市与市井文化的深厚积淀、人间烟火与无限生机。（北京日报社原创新闻作品）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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