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剧《VIVANT》恶意编造抹黑中国的不当情节，遭到国际社会抵制和批判。在多重压力下，日本玩具公司三丽鸥也宣布终止与该剧的联名合作。事件让人愤慨，也有人为流行文化鸣不平。实际上，影视剧、动漫及网络视频等流行文化本身并无原罪，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某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借助流行文化的传播优势夹带私货，使其成为美化侵略历史的软性渗透载体。
日本国内长期存在一股企图通过文化产品丑化中国、散播仇华情绪的势力。流行文化中的隐性表达，比露骨的军国主义言论更具迷惑性与危害性。这股暗流背后，既有极右翼势力的有组织推波助澜，也有部分从业者对历史原则的无知与漠然。
其操弄手法主要有三：一是以悲情掩盖罪恶。“网络右翼之父”小林善范借漫画《战争论》宣扬扭曲史观，企图为侵略战争披上“正义”外衣。电影《永远的0》将视角局限于飞行员个体命运，刻意渲染悲情与所谓“自我牺牲”，剥离对战争性质的讨论。原作者百田尚树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杀等侵略罪行，大肆散布仇华言论。
二是以符号解构历史。漫画《我的英雄学院》以“丸太”命名反派，恶意借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对活体实验受害者的侮辱性称谓（“丸太”日语发音为“马路大”，与圆木同音，意为任意宰割的木头），以修正主义历史观蚕食大众文化的丑恶心思昭然若揭。
三是以反转置换身份。《VIVANT》虚构所谓的“中方人员”施加酷刑的桥段，恰恰是把日军当年的残暴罪行硬套给受害者，肆意颠倒“加害”与“受害”关系。
这种手法，历史上已有罪恶的痕迹。战时日本曾系统性地将文化嵌入战争机器，服务于侵略扩张与国家动员。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其文化政策加速转向国家统制。1939年《电影法》通过从业登记、剧本审查和放映管制，将电影纳入战争动员体系；1940年大政翼赞会文化部成立，标志着国家对文化领域的全面管控。以岸田国士、三木清为代表的文化精英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其中。从炮制《爱国行进曲》等军国歌曲为侵略张目，到强迫被占领与被殖民地区民众接受美化侵略的文艺洗脑，文化沦为日本精神殖民的枷锁。
当下手法，可以说是新型军国主义势力的“新瓶装旧酒”。剧情设计、人物塑造、视觉符号和情感表达等，其实都承载着其扭曲且危险的价值观。残忍一旦披上“萌化”或英雄化的伪装，杀戮的道德负面属性便可能被消解；战争一旦脱离具体的侵略背景，罪恶便容易被简化为单纯的角色竞技。
本就缺乏正确历史认知的日本青少年，甚至成年人乃至老年人，都可能沉浸于娱乐体验，陷入道德模糊与历史虚无。纪实作品《成为网络右翼的父亲》记录了作者铃木大介的父亲晚年沉迷排外仇华网络内容，导致性情大变、家庭失和的过程。该书揭示，极端网络言论不仅毒害个体思想，还可能破坏家庭及人际关系，造成现实社会危害。
文化产业的繁荣，无法掩盖历史反思的缺席。战后日本文化虽不断演变，但军国主义暗流依然蛰伏，并借助大众文娱产业的商业化和跨国传播，展现出更隐蔽更广泛的危害性。历史不容任意篡改，艺术亦不应沦为煽动仇恨与解构罪责的工具。三丽鸥虽紧急终止联名，但那部带毒的日剧依然在热播，人们不能停下抵制和批判。面对日益涌动的日本污华仇华和罔顾历史暗流，国际社会须时刻保持清醒与警惕，日本文化界更应恪守历史良知，不要再重蹈覆辙。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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