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晓《宸濠招》的人并不多，这份两万余字的明代口供孤本，记录着宁王朱宸濠叛乱的原始细节，弥补了正史记载的不足。《宸濠招》书稿诞生于明正德年间，是审讯宁王叛乱案的案牍汇编，从未公开刊印，仅以手抄本流传。它先后藏于天一阁、抱经楼、嘉业堂，历经数百年藏书楼更迭，数次躲过失窃、火灾与兵劫。抗战时期，嘉业堂藏书面临被日寇抢夺的巨大风险，郑振铎牵头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在多方势力博弈中秘密抢救古籍，将其收入《玄览堂丛书》，让这份珍贵的孤本得以留存至今。
孤本入藏天一阁
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江西的宁王朱宸濠举兵叛乱，朝野震动。据记载，满朝文武之中，唯有兵部尚书王琼十分笃定，从容说道：“王伯安在江西，必能擒获叛贼。”
王伯安即王守仁，号阳明先生，明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军事家。此时，王守仁正奉命前往福建平定兵乱。行至吉安与南昌之间的丰城时，他突然接到朱宸濠起兵反叛的消息。王守仁立刻折返吉安，就地招募义兵，发布讨贼檄文，整军出征。
平叛过程中，王守仁充分施展了极少展露的军事谋略。朱宸濠亲率六万大军，自九江沿江而下，图谋攻取南京。王守仁却统领八万大军，直扑宁王的大本营南昌。朱宸濠只得回师救援，两军在鄱阳湖展开决战。经过三日激战，宁王兵败被俘，这场叛乱仅历时43天便宣告平息。
战事平定之后，王守仁主动把擒获朱宸濠的首功让给正德帝，等皇帝以“亲征”之名擒获宁王、班师回京后，朱宸濠被收押入狱，交由刑部会审。刑部审理朱宸濠一案形成的案牍、口供汇编，就是《宸濠招》。
《宸濠招》的史料价值极高。有学者指出，这部案卷是研究宁王叛乱最核心的一手材料，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明武宗实录》中关于宁王之乱的记述不足百字，而《宸濠招》多达两万余字。从现存各家藏书目录来看，此书为海内孤本。相较于《明武宗实录》这类官方正史，《宸濠招》全部取自涉案人员的审讯口供，文本形态更接近原始档案与私人笔录。
这部文献在明代仅以手抄本的形式私下流传。几经传抄之后，被时任兵部右侍郎的范钦收入天一阁藏书楼。
作为中国历史上久负盛名的藏书楼，天一阁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寓意营建。范钦在居所与藏书楼之间修筑封火墙，藏书楼内以芸草防蛀、英石吸潮，楼下六间房舍配合通风窗，形成完善的防潮体系。清代皇家藏书楼，如文渊阁、文澜阁等《四库全书》藏书之所，均以天一阁为建造蓝本。
抗战时期面临劫难
《宸濠招》在天一阁安稳存放了两百余年。清嘉庆年间，此书流出天一阁，被宁波另一座藏书楼抱经楼收购。图书外流的起因，大概率与天一阁内部失窃有关，具体经过已无从考证。
抱经楼是清代浙东地区的知名藏书楼，由宁波藏书家卢址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建成，与天一阁齐名。卢址自幼酷爱藏书，藏书一部分来自祖传，大部分是高价从各地藏书家手中购得。楼名取自唐代韩愈诗句“独抱遗经究终始”。抱经楼整体仿照天一阁修建，采用重檐硬山顶两层楼阁，遵循“天一地六”的格局。管理制度也效仿天一阁，约定由子孙共同管理，严禁私自出借藏书。
咸丰十一年（1861年），抱经楼遭遇兵劫，所幸大部分散佚图书被书商购回，得以归还。光绪初年（1875年），卢氏大宅失火，抱经楼藏书受损。好在，两场劫难，都未损毁《宸濠招》。到了民国初年，抱经楼藏书开始散佚，这或许与卢址后人认为新学取代科举，古书没了价值、不如换钱的想法有关。总之，《宸濠招》再次从抱经楼散出，且由南浔刘承幹购得。此事，在刘承幹的《藏书日记》中有所交代。
嘉业堂又是怎样的藏书之地呢？根据吴真在《暗斗》一书中所述，若要论及明清史料和地方志收藏最全的私人藏书，非浙江湖州南浔镇的嘉业堂藏书楼莫属。嘉业堂的主人是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化名流、藏书家刘承幹。刘承幹的祖父，则是名列“南浔四象”之首的刘镛。据说，在清末的南浔镇上，名列“四象（大象）”的标准，是集聚了千万两以上的家财。于是，当地民谣有云:“刘家的银子，张家的才子，庞家的面子，顾家的房子。”
作为刘镛的长孙，刘承幹继承了大笔家财。他没有挥霍的习惯，只是热衷于藏书、刻书。当他而立之年，正值清末民初的大变局之际，一些世族不得不变卖书籍以维持生计。刘承幹借此时机，大量搜购古籍善本。到了1924年，他在南浔镇建造起藏书楼“嘉业堂”。根据相关记载，鼎盛时期的嘉业堂，号称拥有藏书60万卷，为民国时期规模最大的私人藏书楼。
《宸濠招》在嘉业堂内静卧了20余年，便再次面临劫难。日寇侵华后，南浔于1937年11月沦陷。嘉业堂的藏书，由此也岌岌可危。
郑振铎力主“抢购”
对嘉业堂藏书的争夺中，既有爱国知识分子、商人，也有附逆的汉奸，更有日方不同势力的“关注者”。当嘉业堂藏书准备散出的消息在业界传播开来的时候，一群来自北平沦陷区的书商纷至沓来。这些被称作“平贾（北平书商）”的商人，来自文禄堂、修绠堂、邃雅斋、修文堂、来薰阁等字号。而站在他们身后的，则是伪北平、伪满各单位和日本各藏书机构。
一心想把藏书留在爱国人士手里的郑振铎，与各方势力展开了一系列的博弈。依照吴真教授的记述：此时的郑振铎认为，与敌争夺文献，最重要的就是争夺史料文献，因此“嘉业堂书最为重要，且须秘密进行，盖某方亦甚注意也。此半年内，实为紧要关头”。
“平贾”的涌入，势必导致书价的猛涨。嘉业堂藏书数量庞大，若要将其全部收购，对郑振铎等人而言财力难支。于是，郑振铎与文献保存同志会同仁商议，决定按照文献价值，将嘉业堂藏书分三档择优选购。
《宸濠招》由文献保存同志会购入的准确时间，是1941年5月3日。购得此书之后，郑振铎将这批抢救下来的孤本整理出版，汇编为《玄览堂丛书》，《宸濠招》便被收录其中。
文献保存同志会是上海“孤岛”时期，由民间学者与官方机构合作成立的古籍抢救组织。该组织于1940年1月19日，在张元济的寓所正式成立。郑振铎、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张凤举等人齐聚张宅，共同组建了这一机构。同志会的大量实务工作，主要由郑振铎承担：在上海对接书商与藏书家，负责验书、估价、点收、登记、编目、保管，对孤本进行抄录与影印，装箱后从上海转运至香港，同时定期撰写工作报告。
文献保存同志会的购书经费主要来自两笔款项：一是中英庚款董事会拨款，约120余万元；二是国民政府教育部专项拨款，约200余万元。这笔经费来之不易，系郑振铎、张元济等人联名致电重庆教育部与中英庚款董事会，呼吁抢救江南藏书楼散出的古籍，朱家骅、陈立夫批准了这一申请，把原本用于中央图书馆馆舍建设的庚款，调剂为古籍收购专款。即便如此，面对持续上涨的书价，经费依然十分紧张。
依据吴真教授的研究，同志会对购书资金制定了严格的审批规则，写入《办事细则》：单笔购书价款在50元以上，必须全体委员签字审批；宋元旧本与重要抄校本，订购前必须先送专家鉴定；所有待购图书先登记造册，避免重复收购；每两周上报一次购书清单。
由此可见，《宸濠招》这一类善本孤本能够被收购、妥善保存，经历了一波三折的艰难过程。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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