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又重阳，除了登高赏菊，自1987年起，这个节日便与敬老联系在一起。那么，到底多少岁，才算“老人家”？
翻阅老报纸会发现，岁月的标尺一直在悄悄变化。最初，五十出头的人便会被唤作“老人家”；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以六十岁为界，划分老年的门槛；上世纪90年代，“六十而立”论令人耳目一新。老报纸留下的，不只是一条越来越往后挪的年龄线，还记录着绵长的人生光景里，一代代“老顽童”的滚烫人生。
2025年，陶然亭公园的“六零年代”乐队。方非摄
1958年，在一篇题为《养鱼四十年》的报道中，主人公是中山公园的金鱼饲养人徐国庆，开头便说他是一位“白发苍苍”“脚步蹒跚”的老人。再往下看，才知道徐国庆当年只有57岁。他18岁进公园养鱼，几十年来日夜和金鱼为伴，公园里一些活了十四五年的虎头鱼、龙睛鱼都是他亲手养大的。
在当时的报道中，“50多岁的老大娘”“四五十岁的老人”“五十多岁的老人”等表述比比皆是。这些称呼，记录了当时人们看待年龄的眼光。可被叫作老人，却未必肯服老。在记者的笔下，1958年的北京网球赛单打决赛在“两位老人”之间展开：69岁的时昌黎对阵49岁的吕振兴。在每轮比赛中，他们都制服了不少青年强手。决赛中，两位老将扣球、救球，观众连连叫好。
1961年，一篇小学生写的《姥姥上夜校》，更把不服老的劲头写活了。姥姥去夜校报名时，管理员笑着说，第一个报名的就是个老大娘。姥姥听后不乐意了：“啊，我老？我离一百岁还得等几十年哪！”一句话把满屋的人逗得哈哈大笑。
1962年，晚报刊登《略谈老人养生》，直言“老的界线很难划分”，并列举了“五十以上是属于老的” 和“七十为老”两种不同说法。
“独乐众尤乐，古稀今不稀……”上世纪六十年代，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参加全国政协招待七十岁以上老人的宴会后，作了一首诗，文末他提到，“十年前延安宴请一次老人，五十以上的能列席，去年总理请过一次六十以上的客，今年请的是七十以上，再过几年，与宴的将是八十以上的了”。
从中可以看出，随着生活水平、医疗水平的改善，赴宴老人的年龄线在不断推后。
1949年时，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1978年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68.2岁，多数地区超过了70岁。在1982年的报道中，记者指出，过去人们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一说法应改为：“六十岁的小弟弟，人生七十多来兮；八十九十处处有，百岁高龄不稀奇。”
“有志者惜时如金，无志者空活百岁。”1984年，晚报又用《年逾七旬犹“壮年”》为题，报道了著名胸外科专家黄孝迈坚持锻炼的故事。外科医生终日繁忙，冬日清晨，在五棵松的马路上，经常可以看见他跑步，脚步轻捷得如同小伙子一般，虽然他已经70岁，可从外表看“不过五十出头”，头发乌黑发亮，背不驼，眼不花。在这篇文章里，“五十出头”成了显年轻的说法。
人到多少岁才算老人家，有时还得看站在谁身边。1982年，记者走进西城区二龙路屯绢胡同，采访104岁的张门氏。老人的耳朵有些背，眼不花，不戴花镜就能纫上针，还能择韭菜、包饺子。老人长寿的经验有四个：第一，心胸开朗，待人宽厚；第二，不暴饮暴食；第三，生活起居有规律；第四，有一个平和的环境。向记者介绍张门氏生活习惯的是她的孙子张宗燮，当时已经57岁，但在这个五世同堂的家里，他也是小辈。
1977年，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的吴素萱70岁时仍奋战在科研一线。司马小萌 摄
学无止境岁岁新。此时的报道开始越来越多地记录，人们在退休以后如何把生活过得多姿多彩。1988年，63岁的惠健在老年大学找到了乐趣。他住在天坛南门，到北师大单程要一个多小时，为了一幅画、一首诗，一坐便是几个小时，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他说，自己虽然年逾花甲，仍好像生活在“时间的起跑线上”。
当然，在公共服务安排上，需要明确界定年龄标准。1984年11月，宣武医院“老年病门诊”即将开诊，6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电话预约看病。
到1983年底，北京已经有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82.7万人。如何让他们的晚年生活过得幸福、愉快、有意义，得到社会的关注。1984年6月10日，北京市老龄问题委员会成立。这一年9月5日，海淀老龄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这也是北京市第一所老龄大学。
1987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每年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为本市敬老日。当时，北京统计老年人数量均使用60岁作为分界线。
1991年1月19日《北京晚报》6版。
1991年晚报刊登文章《中年仍是而立年》，文中提出新颖的“六十而立论”，鼓励四五十岁的人继续开创事业。文章的主人公柴洁心48岁，两年前从中学教师转行学办报，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原先被看作事业快收尾的年纪，也能用来重新开个头。
当生命里可以期待的岁月更多，六十岁以后的生活，自然值得重新打算。
来源：五色土文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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