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周恩来多次满怀深情地提起的他，却在长征途中，于中央红军二渡乌江时神秘失踪，这成了中共党史中的一桩“谜案”。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争论，200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安全部批复，才把这位“龙潭三杰”之一的归处定在贵州金沙。不过，绝顶聪明、高度警惕的他，怎会落单？又怎会被一个小土匪所害？迷雾仍未散去。于是，网络上关于他的死仍众说纷纭，甚至出现十多个版本。本报记者实地探访，寻找当年参与调查论证的贵州省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熟悉情况的各界，终于理出些许头绪。
乌江边少了一个人
一座悬索大桥，横亘在金沙后山与息烽流长之间，此桥虽名为大塘渡乌江大桥，却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壮飞大桥”。昔日乌江天险，如今一桥飞架，既是交通要道，也是一座矗立在忠魂殉难之地的红色纪念碑。
1935年3月底，乌江两岸，风雨交加。
此前两个月，红军四渡赤水，带着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在川滇黔边界上兜了无数个圈子。到3月底，中央红军挥师南下，抵达贵州省金沙县的沙土、后山一带。
江面在金沙与息烽之间拐出一道急弯，密林之后，红军伺机而动。
3月31日，金沙这边的红一军团从大塘、红三军团从江口、中央纵队从梯子岩，先后强渡乌江，冒着敌人的飞机轰炸，歼灭守敌和援敌各一个营，进至息烽西北地区。
过江之后，大部队行军至息烽县流长一带时，有人发现了一件事：钱壮飞不见了。
时任总部参谋的潘望峰记得：“钱壮飞失踪的那一天，总部参谋黄鹄显骑着骡子从前进的队伍中急促地向后走。他见着我便问，看见钱局长没有？我说，没有。他二话没说，又向后寻去。这时，大家才发现钱壮飞失踪了。”
那时，钱壮飞和周恩来、刘少奇等七八个人编成小队行军。1985年，中共湖州市委党史部门征集到原上海法南区法租界支部书记张沈川的文章，张沈川说，1939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刘少奇，据刘少奇讲，大致是这样的情况：
“过了贵阳碰上敌机轰炸，大家分散隐蔽，警报解除后集合往前走，走了一段才发现钱壮飞不在队伍里，马上回头找，却再也找不到了。”
钱壮飞的同事、时任军委二局局长的曾希圣，传记写道：“当时已确定调到总政治部任副秘书长尚未到职的钱壮飞，在防空掩蔽时掉队。曾希圣虽派人四处寻找，但终未找到，他凭经验感到凶多吉少，为失去朝夕相处的战友而痛心不已，也为没有照顾好战友而负疚。”
钱壮飞的失踪，也牵动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首长的心。因为他不仅是曾潜伏在敌人心脏的有功之臣，而且在苏区长期从事保卫情报工作，后期又担任二局领导，掌握着党和红军的很多重要机密。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件事，专门指示负责后卫的红五军团，一定要找到钱壮飞。红五军团首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政治保卫局局长欧阳毅（1955年授衔的开国中将）。
欧阳毅与钱壮飞是政治保卫战线上的老战友，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下当时的情形：
“我是了解钱壮飞的，不但了解他的功绩、才能、为人，也了解他的性格。在瑞金时，这位在白区深入敌人巢穴的孤胆英雄，却怕飞机。长征途中，他被调到军委二局任副局长，也许军委首长太多，对他照顾不够，只给他配了匹‘驴狗子’，影响行军速度。他大概没有跟上大队，敌机来轰炸，不知他到哪里躲起来了。敌机飞走后，大队已经过了乌江，才发现他没有跟上。我很为他的安全而担心，接受任务后，我迅即带了一支保卫部队，返回河对岸寻找他。我们在树林里村庄里找了一个多小时，连搜带喊，最终没有找到他的踪影。”
欧阳毅带着两个排回到对岸，找了一天一夜，依旧杳无踪迹。在他看来，“怕飞机”和“驴狗子”是钱壮飞掉队的两个关键因素。
同在中央纵队的军委一局参谋吕黎平记下了军委的判断：“有两种可能：一是被敌机炸中牺牲；二是被深藏在山区森林里的反动民团杀害。”
胡底是钱壮飞的挚友和“龙潭三杰”之一，也是军委一局的侦察科科长，得知消息后他非常难过，自言自语地说：“不会吧？不会！我相信他不会出事的……”凭借对钱壮飞的了解，他一直觉得，胆大心细的钱壮飞定能归来。
因为战事紧张，尚未脱离险境的中央红军没有再寻找下去，只能立即朝着贵阳方向奔袭。一个在敌人心脏里潜伏多年的人，就这样在乌江边失去了消息。
江水悠悠，青山不语，那一年，他40岁。
抗日战争期间，南方局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曾派人到贵州金沙一带多方寻找钱壮飞的下落，但都没有找到。
龙潭虎穴藏三年
要理解这场失踪的不寻常，先得理解钱壮飞能力有多强。
钱壮飞出生在浙江湖州吴兴一个殷实人家。他出生时临近中秋，不远处的钱塘江大潮奔涌如雷，父亲钱子如便给儿子起名“壮秋”，单字“潮”。
长大后，他学的是医。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是中国最早的国立西医学校之一，教员多从德国、日本聘请，讲课用德语，教材也多半是教员自己从德、日翻译过来的医学讲义。钱壮飞字写得又快又好，图画美观，他的笔记成了同学们下课后争相借阅的范本。
毕业后，留在北京的钱壮飞做过很多行当：行医、教书、办报纸、画广告，甚至和朋友办起电影公司。中国最早的武侠影片之一《燕山侠隐》，就由他自导自演。他看似是富家少爷，文艺青年，结交三教九流，其实早在1925年就入了党，连《燕山侠隐》剧组都是他的情报网载体。
儿子钱江印象最深的是：家里表面上生活十分阔绰，可是每天吃的却是棒子面和大白菜疙瘩汤。原来，外表排场主要是为了便于与上层人物交往，掩护党的秘密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北京政府通缉共产党人，他身份暴露，举家南迁。在上海，他一度失去组织关系，潦倒到给人写黄包车牌照。
转机出现在一张报纸的招考广告上：国民党上海无线电训练班招生。他去应试，考了第一名。进了班才知道，主办者是陈立夫的表弟、国民党建设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处处长徐恩曾；更巧的是，徐恩曾与他是同乡、中学校友。
徐恩曾奉派组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后（这个机构日后演变为“中统”），要钱壮飞做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连夜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刚取得联系的党组织，周恩来答复：机会难得，要把它（指中统）“拿过来”。
中央特科决定，由钱壮飞引荐李克农、胡底打入敌人内部，成立一个特别党小组，“帮助”徐恩曾建立正元实业社秘密指挥机关及作为掩护的长江、民智、长城三家通讯社，这就是后来被周恩来称为“龙潭三杰”的情报铁三角。
特别党小组虽然占据了敌特机关的关键部位，但徐恩曾却始终把密码本藏在贴身衣袋里，像护身符一样从不离身。
一个星期天，徐恩曾照例去上海度周末，钱壮飞知道他要去泡小姐，故意指着他的衣袋说：“你不能去，你带着这个东西怎么去！”徐恩曾当即从贴身小褂里掏出密码本，交给壮飞代为保管一夜。
等徐恩曾一走，钱、李二人立即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微型相机，一页一页拍了下来，再把胶卷交给中央特科洗印复制。从此，国民党“围剿”的命令和兵力部署，还没有下发到作战部队，就已经放到了周恩来、朱德他们的案头。
潜伏三年，暴露的一天还是来了。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此人掌握的秘密太多：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几十个机关、领导人的住址、联络暗号、交通线路，他全都知道。他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把他送到南京面见蒋介石，保证三天之内把上海的中共中央一网打尽。
25日是星期六。徐恩曾照例去上海寻欢，把钱壮飞留在机关值班。武汉方面接连发来六封“徐恩曾亲译”的特急密电。钱壮飞一封一封拆译，越译越心惊，但他没有慌。
南京到上海最快的是“京沪快车”，八小时可达，最晚一班夜里十点半发车，次日清晨到站。这条路，他的女婿刘杞夫这些年经常跑，一贯稳妥。钱壮飞把刘杞夫从睡梦中叫醒，交代他务必亲手把十万火急的情报交给“舅舅”李克农。
26日是星期日，一夜未睡的刘杞夫赶到上海，直奔南京路先施公司后面的凤凰旅馆，那是李克农的秘密工作点，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李克农怀揣这份关乎党中央安危的情报，打破白区“不许横向联系”的常规纪律，一个机关一个机关地找、一个联络站一个联络站地打听，最终通过陈赓找到了周恩来。
随后两天两夜，中共中央几十个秘密机关、几百名工作人员紧急搬迁，机密文件连夜销毁，所有联络暗号和方式全部更换。等到国民党特务按图索骥破门而入时，屋里只剩下一堆没有烧尽的纸片。
接连扑空的陈立夫后来长叹：“只差五分钟，我们就能一网打尽中共首脑！”这句话流传甚广，国民党行动与中共机关转移之间只差一步之遥，是各方公认的事实。
27日清晨，南京城还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钱壮飞像往常一样早早起来，去火车站接了徐恩曾，又把封好的六封电报交给他，然后从容走出机关。他把家眷都留在了南京，仅留下一封信警告徐恩曾，若殃及子女，就把他那些丑事全部公之于世。
多年后，徐恩曾在台湾写书，仍对钱壮飞的能力不吝夸奖：“以我三年来的观察，相信他是一个不怕辛劳，忠于职守的干练青年，平日埋头做事，不问外务，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这样一个循规蹈矩的模范职员，竟是共产党派来的间谍，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报告顾顺章被捕的电报，就是他亲手译出，当面交给我的。当时我尚存万一之想，希望这个消息不是事实。但等到我派人去找，果然，就在前一天的早晨，他已悄悄溜走了。”
苏区的六边形战士
1931年6月下旬，钱壮飞踏上中央苏区的土地。昔日风度翩翩、西装革履的他，一路上根据不同环境不断变换身份，已经是一副长衫布衣的行商打扮。
到了苏区，他先做回老本行，在卫生所当医生。不久，调到苏区中央局政治保卫处。此后历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第二局（军委二局）副局长等职，负责情报与保卫工作。
在二局，他把在敌人机关里练出来的本事全都用上了。1933年，二局先后破译敌军密码一百个，钱壮飞为这批密码取名“百美图”，还专门开了一次“百本纪念”大会，朱德、周恩来亲自为有功人员颁发红星奖章。
还有一次极为凶险的经历，发生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原湘鄂赣军区总指挥兼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携带事先绘好的瑞金中央机关驻地标记地图，投靠国民党。蒋介石如获至宝，派大批飞机轰炸瑞金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驻地。二局及时侦悉了这个阴谋并立即上报中央，中央机关紧急撤离，转移到瑞金以西15公里的云石山梅坑地区。
电文与密码之外，钱壮飞在苏区活得格外舒展，才情尽显。
瑞金的大礼堂，还有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亭、公略亭、博生堡，被人们称为“苏区六大建筑”，它们的总设计师，正是钱壮飞。
1934年，钱壮飞烈士设计的苏维埃大礼堂穹顶草图，八角形轮廓酷似红军帽，17扇门、18根回廊木柱，后人研究暗合二十八星宿方位，仿佛藏着密码。
设计之外，他的字和画也留在了苏区的记忆里。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的刊头出自他手，字迹“凝重、端庄雄浑”。他还一度兼任《红星报》的特约漫画家，定期创作漫画。
戏剧更是他的舞台。一次，为慰问宁都起义的将士，毛泽东让钱壮飞、胡底、李伯钊三人组织一个宣传队，“唱歌也好，演戏也好，不要离开这个题目。”三人连夜创作出话剧《为谁牺牲》，第二天就在九堡的草坪上为红五军团演出。
《杀上庐山》则是周恩来腹稿口述，邀胡底、钱壮飞、李克农共同执笔创作的大型话剧。演职人员阵容强大：罗瑞卿等红军高级干部都上台跑龙套，杨尚昆晚年还在回忆录里写到这台戏，说“朱德、周恩来、聂荣臻等红军领导人都同我们坐在一起”，台上台下欢声雷动。
青山何处埋忠骨？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撤离苏区。
长征之前，钱壮飞刚完成了一个特殊任务。为了给突围扫清障碍，军委秘密谋划了与粤军首领陈济棠的“和平谈判”。谈判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地点设在粤军控制区内的寻乌，为保障谈判组与后方的通信畅通，周恩来特地调来钱壮飞等老无线电工作者随行，负责联络。
谈判成功，为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国民党第一、二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紧接着，钱壮飞与军委二局一道编入军委纵队，跟着中央踏上了长征路。
长征途中，他与曾希圣一道领导二局，抬着沉重的机器设备行军，一路走、一路听，一次次破译成功。那时，二局的处境很特殊：既要工作，又不能掉队，于是实行前后两个梯队轮番工作的机制。可想而知，无论在哪个梯队，他们要么在工作，要么在赶路，根本就没有休息时间，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也是常事。
毛泽东后来说过一句话：“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任命钱壮飞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但由于情报工作的需要，他未能到任，仍坚持战斗在二局的岗位上。红军“破译三杰”之一的邹毕兆在几十年之后，仍深情地说：“他在二局的工作非常得人心，我们总是怀念着他。”
三月底，红军南下，准备第二次渡过乌江。关于他在渡江中牺牲的说法，多而零散，且互相矛盾。
原军委二局报务员钱江（与钱壮飞儿子同名，非同一人）在回忆中写道，钱壮飞是在四渡赤水后、过乌江前，因躲飞机而被敌人杀害。
原军委二局译电科副科长邹毕兆写的是：“过乌江后的4月1日，从沙土镇出发后牺牲了。”这里时空是颠倒的：红军是从沙土出发去渡乌江的，而不是渡江之后再从沙土出发。
原军委二局译电员戴镜元写的则是：“第二次过乌江时，由沙土镇出发到牛场这一天，钱壮飞在乌江边的一座深山密林里，被地主武装民团杀害。”
牺牲时间有3月29日、3月31日、4月1日，也有笼统的“三月或四月”；地点有金沙后山、沙土，也有息烽流长、牛场，甚至有人说在贵阳；情形有中弹牺牲、被炸死、被杀害、被推入深坑砸死，也有说失踪后确认牺牲的。
一个救过整个中共中央的人，关于他怎么死的，党内竟然有这么多彼此矛盾的回忆。
而这种不确定，连官方文件都绕不过去。1951年，向钱壮飞亲属颁发的《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上，“牺牲地点”一栏填的是“贵州省息烽县沙土附近”（沙土其实属金沙，不属息烽）；“安葬地点”一栏，填的是“不明”。
1984年5月9日，解放军总参某部专门邀请有关老红军，就钱壮飞牺牲的时间、地点问题开过一次座谈会。研究过相关材料的党史专家覃爱华说：“老同志们各执一词，过没过乌江都很难说清。”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离开时是一人一骡。
戴镜元在苏区时就和钱壮飞同榻而眠，他说，党组织考虑他年龄比较大，给他配了一匹骡子。但他很少骑，多用来给局里驮机器设备、给同志们驮行李，或者给有病的同志骑。二局的译电员李德元过湘江后得了痢疾，钱壮飞亲自给他看病开方子，见他走路困难，就把骡子让给他骑。
在座谈会上，戴镜元非常肯定地说：“唯独过浮桥那天，他出发没跟我们走，没跟二局走，还带着一骡子、三个包袱。”当时的二局侦收员、电台台长贺俊侦也有印象：“那天钱壮飞是单独行动的。”
两个县，两种说法
钱壮飞出发后发生了什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乌江两岸的金沙、息烽两县，几乎同时着手调查。
引爆这件事的，是1985年3月《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重走长征路，到达乌江渡口。为了搞清楚钱壮飞的失踪之谜，罗开富后来又专程赴金沙考察调研了两次，并向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做了反映。
1985年5月2日和1986年1月10日，息烽县和金沙县分别向相关部门报送了《关于钱壮飞烈士牺牲问题的调查报告》。
息烽的调查结果是：31日，中央纵队和红一、三、五军团在息烽的流长、鹿窝、九庄等地活动；当天中午，三、五军团的部队在九庄遭到四架敌机轰炸扫射，有一百多名红军指战员罹难。在此期间因各种原因掉队而流散在流长一带的29名红军干部、战士中，经查明有18人系被当地地主土顽武装杀害。
其中有一位自称“夏树云”的“营部秘书”，在红军大部队离开流长的第二天——也就是1935年4月2日，来到流长乡的客户寨、宋家寨一带。据当时目击者回忆，这位红军干部脸上气色很不好，走路很吃力，好像有病；年约四十岁，瘦高个子，留“东洋头”（分头），外省口音，身上背着一个包，手拿布雨伞。当天晚上，他就被国民党的反共“清乡委员”、区长宋子桢及其爪牙罗少安等人密谋，骗说愿带路帮助追赶红军部队，在宋家寨右侧约一华里的山脊上，将他强行推下一个名叫“没良坑”的、约有五六十米深的山洞，并用大石块砸下洞底，当即将其害死。
这位红军干部随身携带的物品，均被凶手罗少安掳去，书籍、印章等当即被罗烧毁，只有一床黄绒军毯，尚保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编号845。
息烽方面认为，“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断定”，自称夏树云的红军干部，即钱壮飞。
金沙方面则是另一种说法：各路红军渡完乌江后，还有一位红军同志沿着主力红军过江路线，单独一人向乌江边上走去。当他走到乌江北岸离梯子岩渡口大约二华里的彭桂容（一说为彭贵容）家时，想买东西吃。这位红军身着青色军装，背着一个黄布包和一个小皮包，手里还拿着一包东西，随身带着一支手枪，是露在外面的，身高一米七左右，长脸型，外省口音。
因为没有买到充饥的东西，又见这一带山势险峻、道路崎岖、天色已晚，他返身往江边走去。走了不到一华里，经过黎丛山家门口，由于路不熟，便到黎家找人带路。
黎丛山是当地恶霸地主刘家的帮凶、狗腿子，是为非作歹的土匪。他见这位红军单身一人，身上既有手枪又背着包裹，便心生歹意，积极为这位红军带路，一边走一边盘算。走到梯子岩附近的堰田岩时，看见江面上已经没有过江的浮桥，他见抢枪的时机已到，就站在堰田岩顶上，佯装指点这位红军过江的路线，就在这一瞬间，趁这位红军集中精力观看路径时，双手将他推下岩去，抢走了他的手枪和所有东西。
黎丛山回家后，他的侄子黎志修见他得到红军的一件黑色发亮的绸衣服、一条灰色裤子、两件毛线衣、一支手枪。后来，黎丛山用手枪给沙土区专员何中培换了两石谷子、一匹马。
这两种说法各有各的可信之处，也各有各的疑点，都无法回答一个尖锐的反问：机敏过人又受过专业特工训练的钱壮飞，怎么会轻易落入民团土匪之手？
几个鸡蛋，一个证人
让天平倾斜的，是1997年一次村民自发的田野调查。“事情的起点很偶然。”刘长焕在阳明书院向记者讲起27年前的往事：
“我当时在金沙县后山中学教书，和沙土中学教师陆定富是忘年交。一天，陆定富手里卷着一本《炎黄春秋》杂志，对我说：你看看这本杂志，我在其中发现了重大线索。”
那是1996年第七期《炎黄春秋》。翻到第72页，一篇署名钱听涛、题为《从六十年前拍摄的毛泽东照片说起——红军老战士钱江忆长征》的文章赫然入目。文章的第二部分，标题就叫“钱壮飞失踪之谜”。
钱听涛这篇文章，依据的是老红军钱江长征途中的亲身经历与回忆。文中明确：红军南渡之后，钱壮飞仍然留在乌江北岸。
陆定富和刘长焕看完，一致判断钱壮飞极有可能牺牲在后山。因为中央纵队是从后山大塘渡口渡河到达息烽流长的，许多当年见证红军南渡并参与砍竹子、搭建浮桥的老人还健在，可以如数家珍地讲述当年的情景。
“我俩当时对钱壮飞的事迹并不了解，只是对地方历史文化考证有兴趣，本次调查属于民间自发，无政府参与。”从4月到暑假，调查持续数月。
参加的人不止他们两个，还有后山中学老师王建华负责照相，金沙县农业局工作人员闫国庭负责联络，岩口村村民聂永乾负责船只摆渡，金沙县移民办新闻通讯员李翼负责录音。记录与整理文字的责任，落到了刘长焕头上。
他们遍访村里的高寿老人，“关键的当事人”只有彭贵容一个。
1997年接受采访时，她83岁；1935年红军渡河时，她21岁，嫁到岩口徐家不久。刘长焕说：“她回忆年轻时的事情思维清晰、记忆犹新。”
“采访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几个点：一个是老人说那人有病容，因为口音不大听得懂，隐隐约约、比比画画之后，才大概明白他原来是要买鸡蛋。老人就把自家母鸡刚生下的几个鸡蛋给了他。二是，他竟然没蒸没煮，直接生吃了。三是老人说这人没穿军装，而是牵着马，穿着灰黑绸布衣服。”
彭贵容还说，满寨子都知道是聂丛山缺德，把人家砸死了，还弄走了人家的马和手枪。后来聂丛山遭到众人痛骂，都不敢轻易见人。再后来他在割草时，手上被斑茅草划了个口子，得了破伤风死了，当地人说起这件事，都说是遭了报应。
刘长焕根据笔记和录音，整理出大概十页的记录文稿。“做记录时，我根本不知道钱壮飞的样貌，也未加引导，只是如实照录。”至于匪徒姓聂还是姓黎，刘长焕认为是聂，因为聂是村里的大姓。
那份记录，复写成三份报告：一份寄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钱听涛审阅，一份寄呈解放军总参谋部参考，一份留底。
寄出大概两个月后，钱听涛与陆定富通了电话。钱老说，这份资料非常重要，将启动进一步认证，还表示“相貌描述很符合”。
不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还通过邮局，给他们这个调查组寄来了80元人民币，作为采集图片、文稿、录音、邮件等资料的费用。
2017年，刘长焕在北京开办书院时，钱壮飞的孙子钱泓和他通电话，说：“感谢你和陆定富老师对我爷爷牺牲之谜所做的调查取证工作！”他回答：“老先生客气了，那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这件事对我而言，做过就抛在脑后了，多年来几乎没对外说起。”2025年秋，刘长焕应修文县政府之聘，出任文化顾问，发现有人用此事招摇撞骗，这才找到已故的陆定富的儿子，要来了当年的资料和日记，将这段一直未公开讲的考证细节向公众述说。
世纪之交的调查论证
“多年来，组织一直在寻找钱壮飞的下落。到2000年初，贵州省有关部门会同国安部门协商决定，务必给失踪牺牲情况一个明确说法。”曾担任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覃爱华告诉记者，“这次调研持续了几个月，我作为报告起草人之一参与了论证”。
之所以“要结论”，是一些报刊相继对此事进行了无根据炒作，引发争议。网上还流传出“考古发现遗骸并做DNA比对”“遗骸检出砒霜”等情节，“更关键的是钱家几位老人身体不好，已经等不起了。”
调查组先到南岸的息烽。覃爱华说：“息烽方面所称的钱壮飞牺牲地流长乡没良坑，距乡政府约两公里，一大片耕地中间有一个几十米深的洞。当地曾组织人员下洞寻找这位红军烈士的遗骨，但因事隔几十年之久，什么也没能找到。流长中学1995年在洞口立了块钱壮飞烈士纪念碑。”
“北岸的金沙县后山乡，交通极为不便，过乌江的窄桥仅能通行小车，之后是十几公里的沙子路需要走1小时，条件非常艰苦。”
不过，金沙群众对红军的感情十分赤诚。1935年，他们就冒着极大风险，将英雄埋骨于堰田岩下，并称埋骨之地为“红军坟”。20世纪70年代修水电站，库区水位上升，当地党委、政府组织群众用棺木装殓烈士骸骨，迁葬于距离乡政府500米处的张家垭口，并于1990年竖起“钱壮飞烈士之墓”的墓碑。
调查组详细查阅了两地征集到的有关资料，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当事人、知情人的调查材料，还考虑做DNA鉴定。“当时咨询了公安部，最终由于准确率不足、操作难度大，且政治上存在风险，否定了DNA鉴定。”
“因为乌江两岸都建了钱壮飞墓，争执不下，为了公平起见，论证会在两地中间的遵义市乌江镇召开，还请来了知名专家学者。”覃爱华说，论证中，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反运动中的口供笔录，以及那头被卖掉的骡子成了有力的物证。
经专程征求烈士亲属意见后，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与省国家安全厅就钱壮飞牺牲的调研论证，分别向中共贵州省委、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请示报告。
2001年11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国家安全部研究后回复：同意贵州方面的意见，即在发现新的确定的根据以前，将钱壮飞烈士牺牲地确定在贵州省金沙县后山乡，牺牲时间为1935年4月1日。
“网传黎丛山卖枪马后娶寡妇、迁坟时挖出军帽上的铁制五星、彭桂容给钱壮飞做稀饭等，都是添油加醋的说法；至于挖出带有标识的眼镜腿和怀表、做了DNA鉴定和中毒的说法是纯粹的编造内容，在调查中均不存在，也没有依据。”覃爱华说，2000年时能用证据认定的事实已经非常少了。
关于“落单”的猜想
钱壮飞为什么直到部队过江后的第二天，才只身一人来到乌江边？至今仍让众多党史专家，百思而不得其解。通常的推论是，他为了保障中央机关安全渡江，只身深入森林侦察敌情。
这种推论显然不合常理。众所周知，侦察工作都是在军事行动之前进行的，而红军南渡乌江是在3月31日，钱壮飞牺牲是4月1日，这个时候还需要为安全渡江而侦察吗？
另外，钱壮飞的工作岗位是中革军委二局副局长，实际职务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秘书长（未到任），属于部队中的首长，是配有警卫员的，就算上前方，必定有警卫员跟随，不可能只身一人到森林里去侦察。
电视剧《伟大的转折》中，他是因为拉肚子，警卫员回避，这时再遇上空袭，就落单了。可钱壮飞所在的军委纵队是31日一早由沙土镇出发的，出发地离浮桥也就5华里，到当日上午10时，二局便已渡江。根据朱德军令，军委纵队后面，还有红三军团下午渡江，红五军团断后，钱壮飞即使有病，或者躲空袭，但有骡子可骑，应该不至于落单迷路，直到第二天才走到浮桥处。
钱壮飞为什么4月1日下午才赶到后山呢？贵州地下党人秦天真的后人张秦洞（外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科研名家）、秦淮（孙，贵州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闪回到渡江前夜，沙土的红军总指挥部灯火通明。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刘伯承等人和一局（作战局）局长叶剑英、二局局长曾希圣、三局（通信局）局长王诤等，一筹莫展。
只要摊开地图，就可看出中央红军的危局。此时的中央红军不论北上，还是西去或东出，都必将陷于重围，而集结地距乌江近者不过10公里。若敌军发现我军在此渡江，必乘机围剿，如果那样，背水一战，结果可能比之前的湘江战役更惨烈。
他们一致认为，乌江南岸虽有三个师，但是乌合之众；真正的威胁是由泮水、安底向我猛追的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主力。
正当大家苦于无法脱险时，曾希圣提出一个想法：利用我掌握的敌之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在贵阳的蒋介石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将两支主力调开，便可保我军于31日安全渡江。
大家不由拍手称妙，蒋介石常常越级指挥，尤其此时他正坐镇贵阳，曾希圣这一招正利用了蒋介石的特点，成功的把握很大。
这招虽妙，前提是有“密码和电文格式”，而贵州地下党的秦天真就是弄到密码的关键人物。据他回忆，1935年春，红军在黔北迂回作战时，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秘密来到贵阳，布置搞到敌人电台密码、军用地图、地空识别标志等情报。黄大陆接受任务后，及时组织完成任务，并将情报交给省工委秦天真。
秦天真后人注意到，除密码和地图外，潘汉年还特地强调了地空识别标志。据祖父秦天真讲：“‘地空标识’是国民党在军政重要据点的露天空旷处绘制的一些符号图案，国民党飞机只要看到有这种标志，就不轰炸了。”
符号并不复杂，由几丈布组成，飞机来时按规定的格式摆好就行。红军如果掌握了地空识别标志，就可以避免国民党飞机的轰炸。
秦天真后人分析了现已解密的相关资料，做出大胆假设，钱壮飞也许是在布设和撤收地空识别标志时，掉队的。
渡乌江时，红军不惜以蒋介石之名发出假密电，自然也会充分利用刚获得的地空识别标志。这种高度保密的标志，不可多用，又需重复利用，这就需要有专人去空旷的地方布设、撤收。
钱壮飞作为军委二局副局长，正好可以去做这项工作。但撤收要在大队人马通过之后，故而耽误了时间，才没能赶在浮桥拆除前过江。
在戴镜元和彭贵容的回忆里，钱壮飞都是随身带着三个包，可能有一个，就装着那些用来摆地空识别标志的布。
《曾希圣传》中说，钱壮飞是在防空掩蔽时掉队的。这个“防空掩蔽”是不是在空袭之外，还另有含义呢？“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性，但党史研究必须拿证据说话，没有切实依据不能随便下结论。”覃爱华说，这只能算是近年研究中比较合理的一种推测。
金沙有了壮飞路和壮飞桥
被认定为钱壮飞牺牲地后，金沙陆续修了老百姓口中的壮飞路和壮飞大桥。如今，从贵阳开车到金沙县钱壮飞烈士陵园只需要1个多小时，交通非常方便。
遗憾的是，就在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对金沙后山乡钱壮飞烈士墓祭扫活动前，钱江却在2001年清明前去世，没有等到那个日子。
回想钱壮飞离开南京那年，钱江才12岁。
临走那天早晨，钱江正要去上学。钱壮飞拉着他的手问：“儿子，你会做饭吗？”钱江很疑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突然问这个，还是认真答道：“不会，但我会下面条。”父亲两眼含着热泪，轻轻摸了摸他的头：“你去上学吧。”孩子出门时回头说了一句：“爸爸，再见。”
这句“再见”之后，钱江四处流浪了10年。1941年初，周恩来在重庆找到他，把他和弟弟一起送到延安去学习。不过，直到1946年，钱江才知道父亲牺牲了。
钱江之子钱泓，听奶奶讲述过这段故事。“1946年春，周恩来通知我奶奶，到曾家岩50号请客吃饭。饭桌上，周恩来就对我们说，钱壮飞牺牲了。从1931年我爷爷走之后，我奶奶就不知道她的丈夫到哪儿了。后来我奶奶就哭了，周恩来朝着我爷爷牺牲的西南方向跪下了，他说：我没有照顾好他。”
1962年，李克农上将因病逝世，周恩来担心钱壮飞和胡底的事迹没有官方定论，特意在悼词中加了这样一段话：“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与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乌江边，给钱壮飞烈士扫墓的人络绎不绝。孙女钱滢滢站在爷爷牺牲的堰田岩，叹着气说：“可惜他没过江，如果渡过乌江，就能看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了。”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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