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沿着长江流域，先西进，后北上，到达黄河流域。如果你实地走一走，不难发现，黄河和长江，都是从西到东挟带高原雪山的气势倾泻而来的“飘带”，一个颜色黄一些，一个颜色绿一些。而连接这两大文明流域的长征之路，应该是什么样的颜色呢？
很难说有什么颜色，因为这条路拥有世界上所有的颜色。一路上，构成长征队伍的主体画面，是红旗、军帽、军号、草鞋、战马、马灯、篝火，沿途是红土黄土迭次呈现，白雪蓝天相映清朗，还有不同姿颜的春夏秋冬、民俗风情、农田瓦舍、草屋粪房、高山峡谷、茫茫草地、山洞窑洞、灰牛白羊，以及山雾、水汽、树影，一派朦胧……如果没有战争，没有牺牲，这些丰富而有诗意的色彩，都会是山水画家写意的绝好场景。
90多年前红军长征出发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自己将踏上一条什么样的路，走进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看到一派什么样的社会风景，经历一段什么样的苦难岁月……
出发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会走多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各地先后建立起十几个大大小小的苏维埃政权，这些革命根据地，简称苏区。全国各地的苏维埃政权有一个中心，就是在赣南闽西建立的中央苏区。在这里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毛泽东是这个红色政权的主席。中央苏区鼎盛时期，红军的数量超过10万人。
由于国民党50万军队的包围紧逼，再加上当时“左”倾领导人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策、失误、失败，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党政军机关，率8.6万多红军，离开红都瑞金。
悲壮的长征，就此开始。那天，基本上没有人能够猜对这支队伍后来的命运轨迹。
其他苏区也受到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各路红军不得不先后撤离远去。
1934年11月，坚守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在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领导下，约2980人撤离出发。1935年3月，创建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领导下，8万余人撤离出发。1935年11月，创建湘鄂川黔苏区的红二、六军团，也就是后来的红二方面军，在任弼时、贺龙领导下，1.7万多人撤离出发。如果加上沿途新参加的红军，以及先期出发的红六军团损失的6000多人，长征的队伍总共在20万人以上。
出发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会走多远。后来成为上将的红二十五军老战士王诚汉回忆：“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长征的开始，只听说是打‘远游击’，所以每人只准备了两双草鞋和一些干粮，就上路了……”
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
出发的时候，不叫长征，叫战略转移或战略突围。中央红军开始还想着，这次转移，或许只是跳到外线作战，早晚会打回去的。湘江战役损失惨重，毛泽东过老山界的时候，感慨地说了句：看来，中央苏区是回不去了。西进贵州后，大家开始把自己的行动叫西征或者远征。远征有多远呢？真不知道，结果是越走越远。
1935年2月四渡赤水期间，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告工农劳苦群众书》中，就出现过“长征”一词，但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直到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已经走了一万里路，来到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这时，在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一张布告中，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字眼：“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此后，中央红军就开始把西征、远征，叫作了长征。
长征是一次20万人以上的军事、政治、文化的悲壮大突围和大迁移。
是什么支撑红军走过这条路
长征红军面临的困难、挑战和危机有三个：军事上，始终遭遇国民党军队占绝对优势的围追堵截；政治上，先后遭遇“左”倾错误领导和张国焘分裂的严重危机；生理上，遭遇冻、饿、累带来的对生命极限难以想象的挑战。
红军靠什么克服这三大困难、挑战和危机？他们手里抓着枪，还握着真理；他们胸怀理想，眼睛看着远方；他们脚下踩着草鞋，头上有红星照耀。
长征就是这样一条思想之路、精神之路。坚定必胜信念让红军在绝境中走出了生路、活路、新路。在经历大苦难、大牺牲、大考验的同时，实现了大创造，彰显出大辉煌。创造奇迹的红军，孕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四支红军队伍的远征，按当时的行政区划，一共跨越14个省，总行程达到6.5万多里。地球赤道的周长8万里左右，打着红旗的长征红军，相当于走过了大半个地球。
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红军在路上经历了什么？20万人以上的队伍，先后到达陕北立足的幸存者，只有4万人左右。那些牺牲了的勇士们，绝大多数没有留下姓名。湘江战役中的“绝命后卫师”红34师有6000多人，几乎全部打光，幸存者的后人多年查询，确定有名有姓，包括有外号的烈士，只有1040名。
途中牺牲的有名有姓的营级以上红军干部，被记载下来的有430人左右。这当中，还不包括长征前北上诱敌的红七军团以及红十军团的牺牲者，也不包括三大主力会师后组成的并没有在陕北立足的西路军的牺牲者。有人统计，如果加上这两支部队，倒下的营级以上干部有630名左右。
这条路留下的只有两样东西：红军的足迹和生命
生命是什么？每个人似乎都追问过这个古老而常新的“斯芬克斯之谜”。对于长征红军来说，关于生命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和直观。他们的生命是高山的悬崖绝壁，是江河的险滩激流，是天空的变幻莫测，是草地的渺无边际。
他们的生命是枪膛里最后一颗子弹，是腰间系着的最后一根皮带，是战友粮袋里最后一把米谷，是雪山顶上最后一个辣椒，甚至是几粒藏在风干的牛粪里的青稞。
长征就是这样一段生命路程，它是对生命意义最严肃、最极端、最简单的一种逼问，也是对生命的物质能量和精神能量的一次伟大发现，还是仰望生命高峰的一座耀眼界碑。
红军的生命，由此光彩夺目。长征的路途，由此有一种底色相伴相衬，那是生命的原色，就像红军的信仰一样，是红的。
从那以后，长征之路变了模样，路上长出历史的树，开满精神的花，飘荡文化的风。
长征，就是这样一条路。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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