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公众科普档案学相关知识显得尤为重要
档案源于社会实践，与公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衣食住行中所产生的各种文字、图表、音像等，记录了个人的行程轨迹和生活历程，并在各个领域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当你用手机扫码购买商品时，一份消费档案悄然生成；去医院看病时，电子病历自动归档；就连手机里的旅行照片，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记录生活的“私人档案馆”。这些看似普通的日常痕迹，其实都是档案的组成部分。
档案学作为一门研究档案的形成、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的学科，其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档案学的应用领域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馆藏查询与学术研究，正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家庭水电费账单，大到城市规划蓝图，不同形态的记录材料经过科学管理，既能帮助人们追溯过去，也能为未来决策提供依据。比如办理落户手续时，规范的户籍档案就能让流程畅通无阻；当企业研发新产品时，完整的技术档案就是创新的基石。
数字时代，档案、档案工作的内涵与形式均发生了较大变化，档案学也因此焕发出更强大的新生力。它不仅关注档案馆里泛黄卷宗的保管保护，也关怀智能时代普通大众的生活日常。从手机云端照片的智能分类，到疫情防控中的行程追溯，现代档案技术正在重新定义人们管理记忆的方式。
长期以来，档案的“内向性”及档案工作的“神秘性”导致档案学得到的社会关注度一直不高，“小众”“冷门”成为社会公众对档案学的刻板印象。当人们听到“档案”二字时，很容易将其简单地与管理文件或人事档案联系起来，进而形成一种固有观念。以至于，当下公众对档案学的基本概念与基础原理仍普遍存在认知模糊，如文件与档案的区别究竟是什么？档案是如何产生的？档案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得以妥善保存的？这一系列问题既是档案学发展的逻辑基点，又是公众不常接触的理论常识。因此，打破这种认知隔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公众科普档案学相关知识显得尤为重要。
揭开档案学的神秘面纱
原始社会中，人们交流主要靠语言阐释和肢体表达。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生产生活的日益复杂化，人们创造了“结绳”“刻契”的记事方法，这也成为档案最早的起源之一。一般来讲，档案萌芽于实物和图画。鲁迅在《门外文谈》中写道：“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例子的。”在鲁迅看来，文字产生于民众的生活，劳动人民才是文字的真正创造者。事实上，这与史实是相符合的，正是文字的出现，才得以为档案提供记录基础。当这些散落民间的记忆碎片被史官编织为系统的符号体系，仓颉便不再是个体姓名，而成为集体智慧的人格化象征。正如尼罗河的淤泥孕育了莎草纸卷，两河流域的陶筹催生出楔形文字一样，华夏先民在劳动实践中淬炼出符号系统，最终为档案文明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记录载体。
关于档案的起源，存在着两个基本问题：其一，档案是如何演变出来的，即档案的前身是什么？其二，最早的档案是在什么条件下、什么时候形成的？对于此，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文字起源说。自从人类发明了文字，就开始用文字记录社会活动，并将这些记录保存下来，形成档案。二是文字和国家起源说。阶级的出现和国家的形成，需要文字记录作为管理国家的工具，于是产生了文书，保存起来便形成档案。三是原始记事起源说。通过结绳、刻契、编贝、结珠、图画等原始记事方法形成的记录就是档案。由此可以看出，档案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科学文化活动等息息相关。无论是早期的甲骨档案，还是日益普及的纸质档案，无不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结构、技术水平和文化生活，体现出档案与社会实践之间紧密的同构或对应关系。
在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档案不断发生蜕变：商代青铜“册页”封印着祭祀烟云，周代简牍法典沉淀着礼乐回响，秦汉石经铭刻着国家脉动。及至明清，“档案”二字终于在现代汉语的土壤里生根——杨宾在《柳边纪略》中记录的不仅是词语嬗变，更是文明记忆从庙堂金匮向民间文牍的史诗级迁徙。那些曾被称为“中”的周代官府文书，与今日云端飘浮的电子档案，在记忆存储的本质上仍共享着相同的物质本体。
《生活中的档案学》编写的初衷，源于对档案、档案学普及现状的深刻反思。在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档案学早已超越了传统的故纸堆形象，成为一门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科学。它不仅涵盖信息资源的整理、分析与利用，更关乎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对于提升个人生活品质、促进社会高效运转，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生活中的档案学》一书，旨在揭开档案学的神秘面纱，多维度展现其与日常生活的深刻关联，引领读者走进档案的世界，感受档案学的独特魅力。
（作者为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流程编辑：U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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