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长城保护地方立法按下“加速键”：3月1日，《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开始施行；7月5日，《山西省长城保护条例》开始施行；9月1日，《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开始施行。至此，在长城分布的15个省（区、市）中，已有天津、山西、北京、河北、甘肃、山东、宁夏7个省（区、市）完成专门立法。
从2006年国务院颁布《长城保护条例》，到多地立法密集落地，围绕这道绵延两万余公里的“线性文化遗产”，正逐步构建起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相配套的完整法治保障体系。这一跨越意味着什么？对秦直道、蜀道等同样需要保护的线性文化遗产，又释放了什么信号？《法治日报》记者就此专访了长期关注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的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学研究院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所副所长徐斌。
漫画：李晓军
从“特例”成长为“范式”
记者：如今7省（区、市）针对长城保护进行立法，对整个线性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释放了什么信号？
徐斌：7省（区、市）立法，实现了长城保护法治体系从“破局”到“长效治理”的跨越，也让长城从文化遗产保护的“特例”，成长为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式”。
2006年《长城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出台时确实是特例——它是我国第一部、也是长期以来唯一一部针对单项文化遗产的行政法规。此前，文物保护法体系以“不可移动文物”等点状概念为核心，尚无“线性文化遗产”这一法律概念。《条例》第一次在制度层面承认这类长距离、体系化的文化遗产需要特殊治理规则。
但《条例》内容主要是定原则、划红线、明基本责任，无法兼顾不同区段的差异。同为长城，北京密云砖石长城与甘肃敦煌夯土长城，保存状态、管护难度存在较大差别。过去十几年，很多地方“有大法可依、无细则可用”，省际边界段管理、基层管护责任、日常养护标准等处于模糊地带。
这一轮地方立法密集落地，核心是把国家原则拆解成可执行、可考核、可追责的地方规则。一方面责任落地，细化成省、市、县、乡镇四级权责清单；另一方面整体性落地，京津冀三地同步立法，山西、甘肃明确省际协同制度要求，在法律上承认长城是一条完整的线，而不是被行政区划分割的几段。
这释放了三个信号：第一，“整体性保护”从学术共识变成制度要求；第二，“国家专项条例+地方配套立法”模式已经成熟，可复制于其他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第三，文化遗产法治建设从“抢救式立法”转向“预防性、体系化立法”，从重事后处罚转向重日常养护与监测预警。
长城“解法”回应难题
记者：目前线性文化遗产保护面临哪些普遍性难题？长城7省（区、市）立法做了哪些层面的探索？
徐斌：线性文化遗产保护，本质上面临四个普遍性难题，这是它和单体点状文物最根本的区别。
第一，整体性与分段管理的矛盾，这也是最核心的难点。线性文化遗产是连续的整体，管理却按行政区划切块，一条线被切成十几段、几十段，边界没人管、整体被割裂，完整文化线路变成一堆孤立的文物点。
第二，保护边界的模糊性。线性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在本体，还在沿线环境、景观、历史风貌，过去只保护墙体、路基，本体还在，但历史场景没了，价值折损大半。
第三，价值差异与“一刀切”的矛盾。绵延几百上千甚至上万公里的线性文化遗产，不同区段价值、保存状态天差地别，同一标准要么保护过度，要么保护不足。
第四，线长面广与管护力量不足。很多区段地处偏远山区、荒漠，靠文保部门巡查管护，力有不逮。
针对这四道难题，长城保护的地方立法实践做了针对性探索：建立跨区域协同机制，省际、市际联席会议、联合巡查、信息共享有了制度依据；保护范围从“长城本体”扩大到“本体及周边环境”；推行分级分类保护，按时代、类型、保存状况差异化管理；建立四级管护体系，责任下沉到乡镇，配备保护员，打通“最后一公里”。
制度层面，有两处突破最具意义。一是跨区域协同的法定化——这是线性文化遗产保护最核心的制度需求，也是过去一直未解决的问题；长城第一次把跨区域协同从工作层面合作上升为法律层面义务，对同类遗产都有示范意义。二是预防性保护的制度化——过去立法重心在“破坏了怎么罚”，是事后追责；这一轮地方立法转向日常保护、监测预警、风险排查，是保护理念的根本转变，也是大型线性文化遗产最经济、最有效的保护路径。
建立统一制度框架
记者：《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明确“数字长城建设”，《山西省长城保护条例》规定“建设全省长城资源数字化平台”。数字化从“技术手段”上升为“法律义务”意味着什么？
徐斌：线性文化遗产大多地处野外，自然风化、生产建设破坏持续发生，很多区段还未普查就已消失，所以第一步是抢救记录、保存信息。对正在消失的线性文化遗产分三步走：数字化优先、全面建档，用遥感、激光扫描、三维建模采集本体和环境数据；分级抢救、重点突破，把有限的资金用在价值高、损毁快的区段；下沉管护、早发现早处置。
数字化从“技术手段”上升为“法律义务”，是一次质的飞跃：它从“可做可不做的项目”变成“必须履行的法定职责”，意味着稳定的财政投入、明确的时间节点、统一的建设标准；保护从“被动抢救”转向“主动监测”，数字平台不只存档，更要监测墙体裂隙、路基沉降、周边建设活动，做到提前预警；保护标准得以真正统一，支撑跨区域协同保护。
记者：展望未来，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建设该如何完善？
徐斌：从短期看，当务之急是推动重点线性文化遗产的单项立法，填补法律空白——现在除了长城，秦直道、茶马古道、太行八陉、蜀道等都还没有专门保护法规。可以参照长城模式：先有国家专项条例定原则，再推动重点省份立法细化。
中长期则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框架，统一线性文化遗产的法律概念，统一整体性保护、分级分类、跨区域协同等原则，统一数字化建设的标准，把单项立法整合成完整体系。
突破路径上，可先在国家层面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统筹协调机制——线性文化遗产涉及文物、交通、水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多部门，又跨多个行政区，这样做能为后续的统一制度框架积累经验。
记者：如果要在长城之外推荐一处最迫切需要立法保护的线性文化遗产，您会选择哪里？
徐斌：蜀道。作为重要的西南文化廊道，它是存续两千余年的山地交通活态遗产，自先秦至明清不断拓展定型。蜀道横跨川、陕、甘、渝4省市，沿线有古道本体、栈道遗址、关隘、驿馆、摩崖石刻、古村落等完整遗存序列。
但蜀道的保护形势十分严峻。遗存多深嵌于深山峡谷，受山洪、滑坡、落石、植被覆压等自然侵蚀，又叠加公路铁路叠压、城镇扩张、不规范旅游开发等人为影响，连续性被切割、风貌正在快速消解。仅陕西境内7条主线就达1300公里，四川境内覆盖7市30余个区县，大量区段长期处于监管空白状态。
当前蜀道没有国家层面的专项保护法规，也没有建立跨4省市的统一保护协调机制。虽然沿线省份已启动省级蜀道保护条例立法程序，但整体仍处于分省推进、分段治理的状态，各地保护标准不一、职责边界模糊、跨部门协同不畅。这些问题与长城立法前的状态高度契合，是移植长城保护经验的最佳试验场，也可以验证长城经验在山地型线性文化遗产中的普适性。
来源：法治日报
（流程编辑：U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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