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版
秋风起，秋虫叫。
北京的秋天是最美的。秋风飒爽，碧空如洗，银杏黄、宫墙红、天空蓝，构成美丽的三原色，晴空中传来若隐若现的鸽哨声，更添几分旧都闲韵。在这秋意浓浓的时节，再读王世襄先生的《京华忆往》一书，看他把旧京的犬马鹰鸽、草木虫鱼，写得那么有滋有味、入情入戏，把“玩”与“趣”弄成了一门学问，更添几许人间清欢。
旧京风物与人情的注脚
郁达夫写过一篇《故都的秋》，说自己在南方每到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他甚至说，“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这些景致里，最牵动人心的，恐怕还是那“虫唱”。王世襄先生晚年写《京华忆往》，专有一篇《秋虫六忆》谈秋虫，笔下的蟋蟀、蝈蝈、油壶鲁，不只是虫，更是旧京风物与人情的注脚。
你看他，写自己捉蛐蛐时——“我真热了，头上汗珠子像黄豆粒似的滚下来，草帽被浸湿了，箍得头发胀。小褂湿了，溻在身上，裤子上半截是汗水，下半截是露水，还被踩断的草染绿了。我也感到累了，主要是没有逮到好蛐蛐，提不起神来。”看到精美的蛐蛐罐——“我有时也想变成蛐蛐，在罐子里走一遭，爬上水槽呷一口清泉，来到竹林抹啜一口豆泥，跳上过笼长啸几声……”
这是怎样的热爱才会有如此细腻而真实的情感啊。写到父执辈的赵老伯——虽然他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职，是个标准的“白领”，但对蟋蟀仍是情有独钟，王世襄就是他领进门的。以至于赵伯母常对赵老伯说：“我要死就死在秋天，那时有蛐蛐，你不至于太难过。”这又是对蛐蛐多么的依恋。
王世襄记述自己一度痴迷养蝈蝈，上课也怀揣圆笼。一次在燕京大学邓之诚讲授《中国通史》的课堂上，怀中的蝈蝈竟然叫声大作，引得邓先生大怒，把他驱出课堂，同学皆掩口而笑。
但你看到王世襄有板有眼地历数蛐蛐罐的十几种器型和款识，写养虫人的讲究，从罐子的泥质到喂食的时序一丝不苟，你就知道他不是在写玩物，而是在写一门失传的学问。
已然远去的生活情致
在《京华忆往》一书中，王世襄还写到了獾狗、鸽哨、铜炉、家具、“许地山饼”等，无不让人大开眼界。他写鸽哨，能从“惠”字、“永”字等老字号讲到音律高低与放飞时的天籁之响；写铜炉，能从炉身的皮壳包浆讲到明人焚香伴读的雅趣；写家具，则从榫卯结构的巧思讲到明式线条的简净之美。
比如他在《獾狗篇》中，给我们讲述狗和犬的区别，后腿有撩（悬蹄）的为犬，没有的为狗。《说文解字》早已说过：“犬，狗之有县（悬）蹄者也。”这说法听着新鲜，细想却也有趣——古人造字，本就讲究形意相合，“犬”字比“狗”字少了好几笔，字形上却仿佛替这畜生多留了几分余地。
又如，他说在收藏铜炉时，要先浸入杏干水中煮一昼夜，这样就会污垢尽去、锃光瓦亮；然后把烧红的炭夹入炉中，烧几天才会大功告成。这种烧炉法，与金相学中铜合金受热后出现色泽变化的现象是相通的。
他还在《许地山饼与常三小馆》里细述许地山饼的制法，馅中肉末、鸡蛋、葱头末不能加酱油，这样才会色泽金黄。他对烹饪的讲究是出名的，往往用最常见的食材做出不一样的味道。汪曾祺在《食道旧寻》一文里写过一次文人聚会——王世襄拎着一捆大葱赴宴，他做了最擅长的“焖葱”，把所有菜全压下去了。这“焖葱”，就是海米烧大葱，鲁菜的代表作，王世襄的儿子王敦煌在《吃主儿》一书中专门写过做这道菜的要点。
书中还有好些这样的故事。《京华忆往》看似在写玩、写物，实则写人、写岁月、写一种已然远去的生活情致。
生活需要点旁逸斜出
现代人很难有旧时文人的那种闲情逸致了。王世襄自小生活在京华，家境优渥，不必为生存奔忙，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鞲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
他不仅会玩，还能玩出名堂，写文章做学问，使之成为专门的民俗文化研究，写作出版了《蟋蟀谱集成》《说葫芦》《北京鸽哨》《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研究》等著作，门门都成了绝学。
与王世襄这辈人比起来，我们的生活未免有点无趣。这当然与现代人生活压力大不无关系，但也与自己对生活意义的追求、与社会的评价体系息息相关。在一切以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为唯一评价标准时，这些爱好和趣味难免会被视为不务正业。
袁宏道在《瓶史》有云：“嵇康之锻也，武子之马也，陆羽之茶也，米颠之石也，倪云林之洁也，皆以癖而寄其磊傀俊逸之气者也。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将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钱奴宦贾之事？”这就是说，人要是真有痴迷，就会全身心投入，哪里还有时间去钻营钱财仕途。王世襄先生正是有癖且有真趣的典范，如果人们做什么事，都带有功利心和目的性，总问能带来什么实际好处，就少了那份纯粹的快乐，也少了对万物本真的好奇与温柔。
有点闲情逸致，有点旁逸斜出，除了工作还有生活，以及出于骨子里的某种爱好与痴迷，或许只有到达这重境界，才能“玩”出真文化。
（作者为文史学者）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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