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阳明其人及其学说，历来评价褒贬悬殊。褒扬者称其才识卓越、学问精深，且文韬武略兼具，事功彰著；贬抑者则往往将之与陆九渊相提并论，或斥其为“异端”，或指其学为“伪学”。明末清初学者孙奇逢称赞王阳明：“学术事功，真儒名士合并为一，一洗腐儒曲士之陋习矣。”这是将其儒者身份定位为“真儒”。明人何乔远别出新解，认为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属“救时急务”之学。此论稍为隐晦，实则借治本、治标之辨，重新明确王道、霸道之别——实则有将阳明学归于治标、近于霸道之意。正如明人高攀龙所言：“阳明才大于子静，子静心粗于孟子。”高氏又称，王阳明其人与子贡“稍相似”。攀龙虽未直斥王阳明为“霸儒”，实则已有暗讥其为“霸儒”之意。
王阳明究竟是“霸儒”，还是“王儒”，抑或“霸近于王”？这显然需要深入辨析。
其一，就学术宗旨而论，王阳明一向反对功利之说，并无涉霸之言。他认为孔、孟之徒讲的是“圣学”，追求的是“王道”；而霸者之徒如管仲、商鞅、苏秦、张仪之属，不过“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己之欲”，日求“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无非“苟一时之得，以猎取声利之术”。王阳明对道德、功名、富贵三者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所惜的是，后世所谓道德，不过功名而已；所谓功名，不过富贵而已。王阳明最为欣赏之人还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仁人”，认为人一旦有了“谋计之心”，即使“正谊明道”，亦不过“功利”而已。
其二，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确亦偶有偏于“霸道”的面向。如王阳明曾肯定苏秦、张仪之“智”，认为诸如此类的“智”同样可为“圣人之资”。王阳明称苏秦、张仪善于揣摩人情，且能切中要害，从中可见“良知妙用处”。为此，明人董其昌认为，王阳明良知之说虽不出自宋代苏轼，但其血脉实与苏轼相通。此说可谓切中肯綮之论。
其三，就行为而言，王阳明不乏“霸儒”的行径。王阳明自小即有“谲知”，甚至不免做出“以狙待亲”的举动。史载王阳明在12岁时，继母待之不慈，且又信佛，王阳明乃借助神佛“为善降之福，为不善降之祸”之说，用金钱买通巫婆，使继母改变不善之行，转而成为“贤母”。王阳明后来招收弟子，与一般的讲学家亦迥然有异。史称王阳明接待四方来学的学子，凡根性柔弱之人，令其受学于湛若水门下，而自己则专收“任侠”之人。如王畿少时好任侠，每日沉溺于酒肆博场中。王阳明为了将他招入门下，令门下弟子日日“六博投壶，歌呼饮酒”，相与为乐。最后，王畿求见王阳明，“一睹眉宇，便称弟子矣”。如此行径，其实就是汰去砂砾，直寻真金，确乎不同于传统的“腐儒”。袁宗道称王阳明为“大宗匠”，堪称确论。
其四，王阳明自幼即具“谲知”，其用兵之法不免招致他人讥议。王阳明其人其学最引发争议者，是其在平定宸濠之乱时，“应变如神，不可测识”，甚至“设谋用诡”，使用反间之计。这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剖析：一方面，兵者诡道也。用兵讲究“设谋用诡”，有时不妨使用反间之计，这在王阳明平定宸濠之乱及其后来的平叛实践中已经得到了普遍使用。即使如此，他并不认为反间之计是正道，至于设谋用诡，更是君子不得已而行之事。王阳明明确说：“孔子修《春秋》，于凡阴谋诡计之事皆削之，以杜奸。”所以，在平叛事定后的报捷疏中，王阳明将所有反间之计等“设谋用诡”之事，一概隐而不示。其原因在于，王阳明认为用兵并无他术，必须由学术而出。其所谓“智术”，实为“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他曾说：“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时时精明，不蔽于欲，自能临事不动；不动真体，自能应变无穷。”其弟子钱德洪因此断言：阳明用兵看似“阴诡”，实则“为变化随时而有以发”，体现出“体国者之智慧”。换言之，王阳明用兵所用的一切“谋计”，其目的皆在于“济其忠诚”。另一方面，兵为凶事，儒家不轻言用兵。但兵又属专门之学，“对刀杀人”一类的事情，并非意想可得，必须亲身经历其事，节制渐明，智慧渐周，方可“信行天下”。正是在这一点上，与孔子相较，王阳明更为自信：“孔子自谓军旅之事未之学，亦非谦言。”其言外之意，自可意会。
基于上述辨析，再加之将朱熹与王阳明做适当的比较，王阳明的儒者角色得以清晰化：朱熹是“圣贤而豪杰”，虽有豪杰的气概，但终究是“圣贤真色”；王阳明则是“豪杰而圣贤”，虽有圣贤的学问，但终究是“豪杰真色”。换言之，王阳明虽然讲究“道学”，但从他的种种行为来看，终究归属于“豪杰伎俩”。此说一出，王阳明儒者角色得以重新定位：王阳明既不是“圣贤”，也不是“霸儒”，而是一位“豪杰”。“豪杰”绝非“霸儒”，而是从儒者群体中分化出来的另类典型人格。
（作者分别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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