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长征回忆录,毛泽东为何指示“暂缓出版”

刚刚走完长征的红军,回忆长征的《二万五千里》却没法公开出版,但书的内容还是冲破封锁,流传世界……

1937年2月,《长征记》征文在延安编定完成,书稿名字就叫《二万五千里》,共收入董必武、杨成武、舒同、萧华等40多人的100篇文章、10首红军长征歌曲和《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等。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红军长征记》朱德签名本

其中,《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详细列出了红一军团直属队长征行军371天中,每天所经过的主要地点及里程。这些里程加起来,总共是18095里(原表误写为18088里)。

为什么不是“二万五千里”呢?

18095里,只是红一军团直属队单纯行军的里程。事实上,红军打的是运动战,频繁迂回穿插、重复走路,加上行军打仗要侦察、筹粮、做群众工作等,基层部队所走的里程,远不止这个数。

据时任直属队党总支书记萧锋回忆,1935年10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长征胜利结束。当天,毛泽东对他讲,红军长征“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可见,毛泽东所说的“二万五千里”,是指最多的走了这个里程。

据“长征四老”之一谢觉哉日记,毛泽东翻阅书稿后曾提出,全书缺一篇总的记述,“最好我来执笔”。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的这篇总记未能写成,成为这次集体创作的一桩憾事。

《二万五千里》的出版之路,也充满了遗憾。

编书期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幕缓缓拉开。这时,有人提出:书中大量记述了国共打仗的事,措辞都是当年对峙时期的语气,公开出版,会不会坏了统一战线的大局?

意见上报中共中央。毛泽东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局,避免刺激国民党,指示《二万五千里》暂缓出版,等以后有适当时机再说。

为避免原稿遗失,编委会组织人手把《二万五千里》定稿誊抄复写了几部。有说抄了5部,也有说抄了20多部,具体数字如今已无从考证。

其中一部留在延安总政治部,供内部借阅。还有一部誊清稿,被悄悄送往上海。

1937年3月,时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冯雪峰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返回上海时,“随身带回红军长征亲历者所写的回忆文章手抄稿,考虑在上海编辑出版。”

这部“红军长征亲历者所写的回忆文章”,就是《二万五千里》。

淞沪会战后不久,上海沦为“孤岛”,日伪政权查禁一切抗日、红色书刊,公开出版这部系统记述红军长征的著作已完全无可能。危急之中,冯雪峰想到了谢澹如(谢旦如)。

谢澹如是上海党外进步人士。早年,他与冯雪峰在湖畔诗社结为诗友,后来在上海经营公道书店,表面上卖旧书,实际上是“左联”的秘密通信联络机关。冯雪峰、鲁迅等,经常在他的书店联系工作。

1937年底,冯雪峰离开上海前,把《二万五千里》誊清稿和一批革命文献交给谢澹如。

谢澹如带着这批资料辗转迁徙。新中国成立后,谢澹如担任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1962年,谢澹如逝世后,他的五个儿子遵从父亲遗嘱,将《二万五千里》誊清稿等一批珍贵革命文献,捐给了上海鲁迅纪念馆。

《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原样。

《二万五千里》虽然没能正式出版,但长征的故事早已冲破封锁。

1937年7月,上海《逸经》杂志第33、34期合刊上,刊发了一篇署名“幽谷”的《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简称《西引记》),第一次系统地向国统区的民众介绍了真实的红军长征历程。

文章堂而皇之地称“赤匪”为“红军”,戳穿了国民党对红军的污蔑。据说,蒋介石当局为此大为光火,曾企图陷害《逸经》杂志社社长。而两天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共产党和红军的正面形象在国统区引起强烈反响。

各大媒体纷纷转载《西引记》。上海好几家出版社也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跟风推出通俗小册子:《第八路军行军记》《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从江西到陕北》等。红军长征的故事,由此在国统区传开。

后来经学者对比发现,《西引记》与《二万五千里》的内容基本相同,其中茅台酒的逸闻、草地断粮的经历、行军里程数据等几乎都来源于后者。这说明《西引记》的作者,很可能看过《二万五千里》。

“幽谷”是谁?他的真实身份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个谜。

直到20世纪90年代,董健吾的儿子董云飞写文章披露:“幽谷”是他的父亲董健吾。这才真相大白。

董健吾曾受宋庆龄委托,化名“王牧师”,护送斯诺进入陕北苏区。在苏区时,董健吾读过《长征记》征文部分原稿。而且他与冯雪峰交往密切,冯从延安带回《二万五千里》誊清稿后,他在上海借读,并抄了一部分稿子,加上他在陕北的见闻,改写成一篇纪实文章,用“西引记”而非“长征记”掩人耳目,躲过了国民党的新闻审查。

不仅董健吾,斯诺在陕北采访期间,也看过《长征记》征文部分资料。

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中介绍红军长征时写道:“根据一军团按逐个阶段编的一张精确的旅程表,长征的路线共达一万八千零八十八里,折合英里为六千英里,大约为横贯美洲大陆距离的两倍。”

红一军团在宁夏。埃德加·斯诺摄

这个里程数,正是《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里的数字。斯诺在“旅程表”处,特意作了注释:“《长征记》,一军团编(1936年8月预旺堡)。”据说,他是在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那里看到的那张里程表。

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几个星期内就销售10余万册,多次加印,畅销全球。斯诺让西方国家认识了中国红军,也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打开了同西方世界联系的渠道。

没能正式出版的《二万五千里》,换了种方式,完成了当初“扩大国际影响”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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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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