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英雄壮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理解长征，需要把握这次伟大转折的历史意义。
保存了革命种子
长征经受了生死考验。长征是视死如归的绝命突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万余人，跳出国民党50万军队的包围圈。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2980余人，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突围，遭到国民党军队30多个团的追击和堵截。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8万余人，在四川苍溪县嘉陵江边打破国民党20万军队的“川陕会剿”。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1.7万余人，在湖南桑植地区突破国民党40万大军的重围。长征途中，湘江之战，国民党30万大军以逸待劳；四渡赤水，国民党40万大军步步紧逼；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国民党调集了数十万追兵；乌蒙山回旋战，国民党动用了120个团的兵力。历时2年的长征，红军横渡近百条江河，翻越40多座高山，爬过人迹罕至的雪山，穿越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经过600余次战役战斗，挑战人类的生理极限、心理极限和生命极限。
长征造就了民族脊梁。艰难困苦，玉汝于成。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不足8000人。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地区会师，红四方面军将近3.8万人，红二方面军还剩1.1万余人。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延川县永坪镇与西北红军会师，有3400人。参加长征的约20万红军将士，到长征结束仅剩5.7万人。走完长征路的人，是战场的幸存者，也是意志的坚定者。经过长征洗礼的人们，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五位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都是长征的领导者；13位政治局委员，10人参加过长征。新中国第一次授衔的1000余名将帅，许多人参加过长征。
长征是一场生死搏斗，在艰难困苦中挑战极限，走向光明，是一个死里求生的过程，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种子、建设的种子和新中国的种子。
重塑了人民军队
长征淬炼了军魂。长征是枪林弹雨中的浴火重生。红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各路红军的长征都在党的领导之下，但是，懋功会师后，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领兵南下，后又另立“中央”，分裂红军，要“打到成都吃大米”，结果成都没进去，西康待不住，军事失败，经济破产，政治孤立，才在中央感召、林育英联络和朱德、刘伯承、徐向前、任弼时、贺龙的共同抵制下，同意北上。张国焘的错误，损失惨重，教训深刻。从此，全军上下党的意识、党的观念更加牢固，党指挥枪原则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一步深入人心，成为人民军队的灵魂。
长征整合了队伍。长征是被迫的，队伍的整合是主动的。1935年6月懋功会师后，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右路军和左路军，从红四方面军抽调3个建制团3800人补充红一方面军，从红一方面军选派一批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1935年11月，中央红军主力改编的陕甘支队，在陕北甘泉与红十五军团会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由红二十五军和西北红军整编而成的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全军约1.4万人。1936年7月，由贺龙、任弼时统一指挥的红二、红六军团，在四川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全军约1.3万人。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约3.8万人在甘肃会宁与中央红军会师。长征前处于工农武装割据状态的中央红军、红二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陕北红军，从此整合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下的一个整体。
长征是一次军队重塑，在错综复杂中实现整合，铸就军魂，走向统一，是一个铁血锻造的过程，锻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人民军队的骨干。
形成了领导核心
长征战胜了错误。长征是路线斗争中的大浪淘沙。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人在摸索中前行，先后出现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盛行时期，毛泽东遭遇严重的排挤和打压，在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被撤销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失去了对军队的领导权。长征路上最重要的政治成果，一是遵义会议纠正了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二是懋功会师后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维护和巩固了毛泽东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长征选择了统帅。长征使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湘江之战中央红军伤亡过半，全军将士对博古、李德极度不满。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最先站出来支持毛泽东，找张闻天、聂荣臻等人交换意见。毛泽东也找周恩来、朱德谈话。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接受毛泽东战略转兵的意见。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935年3月，毛泽东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1935年8月，沙窝会议后研究常委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1936年12月，毛泽东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毛泽东成为红军的统帅。
长征是一次历史磨砺，在激烈的路线斗争中战胜错误，走向正确，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遵义会议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俄界会议宣告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破产。毛泽东成为红军的统帅和党中央的主心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
找到了战略大本营
长征在挫折中追寻。长征是围追堵截中的战略转移。根据地是红军的战略依托和生存空间。红军长征的目的，就是摆脱敌军，创建新的根据地。蒋介石的套路是一箭双雕，派中央军在红军后边追，令地方军阀在红军前边堵，以便红军和地方军阀两败俱伤，他自己坐收渔利。地方军阀们的盘算，则是不让红军进入或久留他们的地盘。因此，红军在湘西、黔北、川西北、川滇黔等地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一一落空。懋功会师后，毛泽东先后提出创造川陕甘苏区、陕甘苏区的构想，又因张国焘的反对和拖延而泡汤。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决定打通同国际的联系，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北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1935年9月18日，毛泽东到达哈达铺，得到一份大公报，看到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决心到陕北去。9月27日，榜罗镇会议决定，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长征以胜利结束。创建根据地需要条件。红军放弃湘西计划，是因为不能去，蒋介石重兵设伏，张网以待；放弃黔北、川滇黔计划，是因为站不住，缺乏党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国民党40万大军合围紧逼；放弃北渡长江、落脚川西北计划，是因为去不了，川军死守江南，长江水急江宽。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战略意图是北上。陕北易守难攻，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党的组织基础和苏维埃政权，还有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存在，而且接近苏联，靠近华北抗日前线，符合红军北上抗日的目的，可作为对日作战的前进基地和可靠后方。毛泽东讲：“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领导创建的这块根据地，成为红军结束长征的落脚点，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新起点。
长征是一次伟大进军，是失败后的胜利，撤退后的前进，是一个从挫折走向胜利的过程。再苦没有长征苦，再难没有长征难，再险没有长征险。长征也是一次精神陶冶，红军将士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将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永久赓续，在人类的历史中不朽，在时间的长河中永恒。
（作者分别为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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