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子过得恼火，连蜗牛都不如，蜗牛还有一套带永久产权证的房产。”
《嬢嬢勇猛》开头，这句自嘲，像飞来的暗器一样扎中了我，“嬢”（niáng）这个字，是“孃”的异体字，川渝地区的人用来亲切呼唤中年女人。来自四川简阳小湾村的施洪丽，以四川女人特有的直率与幽默，描绘自家位于北京尹各庄的出租房，“一架架巨大的飞机轰鸣着掠过村子上空，栏杆锈迹斑斑，透露出厚重沧桑的年代感……我搬来，居住在墙壁上的几位麻雀，将排泄物落在我的右肩上表示欢迎。”潦草与热闹，破旧与拥挤，在这寥寥数句描绘中呼之欲出。
作为读者，我颇为惊讶：在生存的缝隙中，施洪丽竟拥有了这般活色生香的文学修养，命运究竟是善待了她，还是亏待了她？
三十多年前，施洪丽没考上大学，先是在家务农，后去成都讨生活，先后做过餐厅后厨、擦鞋匠、摆摊小贩，开过家政公司，后来又带着常年生病的丈夫，去北京当月嫂和干家政。这样的“草根女性”，本可能只爱打麻将、摆龙门阵，但施洪丽与众不同，她特别喜欢读书、写作。她有着底层务工者粗壮的腰身与豁达的性情，却兼有一个写作者难能可贵的独处意识、自省意识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苍凉感。
把这一生的感慨写下来
2020年，49岁的施洪丽遭遇人生的至暗时刻：身为全家顶梁柱的她，突遭乳腺癌的重击。一开始，她拒绝承认自己得了恶疾，辗转七家医院求证后，才被迫接受现实。
不能干月嫂了，北京待不住了，在含泪返乡之前，被医生预判仅有几个月好活的她，以为再不可能见到租住地低空掠过的飞机，叮嘱朋友把她带不走的东西处理掉。房东得知消息，劝她说：“先把东西放在这里，等身体好了再来北京赚钱。”
施洪丽热泪盈眶，想起自己生活中面临的四面楚歌：双亲年迈、丈夫沉疴、女儿未嫁，唯有房东坚信她还有力气回来，做完心愿清单上所有的事。
返乡治病途中，近处的景物飞速后退，远处的风景徐徐前进，大地如一张永不停歇的唱片，在缓缓转动，半生漂泊得来的见闻翻涌在她的心头。还不会电脑打字的施洪丽，掏出手机记录往事：皮村的各色务工者、同病相怜的病友、城乡打工人的悲欢离合……
施洪丽一面写，一面翻阅笔记，联想到她参加“皮村文学小组”时，以北大张慧瑜为首的老师无偿分享的写作门道：“感人的段落要有画面感，细节要写实。少用花里胡哨的形容词。”“要多用动词，在描述上要删繁就简、克制抒情。” 施洪丽要赶在病魔发起总攻前，把感受都写下来，“就算没有地方发表，留给女儿做个纪念，也算没有白过这一生”。
施洪丽回到故乡，筹钱、手术、化疗，写作依旧在进行。药物副作用很大，心肌损伤、肝功能异常、牙齿脱落，施洪丽与患病前判若两人，她一度面庞浮肿，眼睛也睁不开。但她明白，就在术后手臂疼得抬不起来时，写下一个得意的句子，就像一个人叉腰接受阳光的洗礼一样，一些昏暗的、湿漉漉的消极念头，就从躯壳里放了出去，在阳光下晒得又薄又干。施洪丽形容说：“死神好像都变得亲切一点了。”
从这一点来说，“把这一生的感慨写下来”的意愿，成为施洪丽抗击病魔时最重要的寄托之一。病情稳定后，她返回北京，忙于抗癌、打工、写作，这三股绳子拧在一起，让施洪丽奇迹一般等到了“临床治愈”。《嬢嬢勇猛》就记录了这几年的心路旅程。
不可战胜的劳动妇女
透过麻辣鲜香、热气腾腾的文字，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劳动妇女“可以被打倒，永远不可以被战胜”的强大心性。
《成都火车站》《从省医院到黄瓦街》《化疗》《病友们》《归去来》……在这些篇章中，施洪丽书写那些难得登上文学殿堂的芸芸众生：漂泊者、务工人、房东、邻居、小贩、病友……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就是直面现实，一条线写一个重症女人的求生，另一条线写萍水相逢的人们互相搀扶，度过困厄的情谊。双线交错行进，织就了文字朴素又细腻的肌理。
作为四川嬢嬢，施洪丽的幽默与豁达似乎与生俱来。但她坦言，这种诙谐其实是刻意为之：“我的故事太沉重，我不愿一味在文章里诉苦，写作还是要给读者提供一些正向的情绪价值。本来生活已经有很多艰难，你还在那儿诉苦，谁受得了？”这种轻盈又锐利的写法，很有脱口秀上“抖包袱”的即兴喜感。
比如，她写老公毫无社会经验，一来城市就遇到骗子：“那贵人给先生安排了一份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在区政府任职，政府会给我们提供免费住房。那人每日与先生交心，促膝长谈一星期了，比三顾茅庐多四次。”
又比如，她一本正经地讲述自己对癌症的无知：“一开始，北京的医院还是用‘癌’的英文开头字母CA，以至于我以为自己缺钙，买了钙片。”
这里的“促膝长谈”“三顾茅庐”“缺钙”，都是在信息差的基础上，铺陈了既辛酸又好笑的生活底色。这种自嘲式的写法，依稀可以看到钱锺书在《围城》中“四两拨千斤”的口吻，它让施洪丽有机会从命运的泥淖中抽离出来，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自己的选择，把心结解开。
这一路走来，她信奉最朴素的人生准则：命不绝我，我便热烈活着。
“我的小说还没有写完”
施洪丽如今租住在北京吴各庄村，飞机的日夜轰鸣、温榆河的潺潺流水，皆是她书中常书写的意象。在写作时，她抬眼仰望飞机，由衷地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飞机都会留云。”
她在长期的阅读中留下的古典文学修养，也留有痕迹，比如她写自己曾在严寒的户外，“五脏六腑都要冻硬了。我一边自我安慰，胸、腹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我不必多虑，该干吗就去干吗。”要是二十多年前，那个成都打工妹没有津津有味地背过《诗经·小雅·常棣》，何以能有这种随手拈来的幽默。若没有这种“视生死为寻常”的豁达，施洪丽怕也不会有这样的好运——她战胜了病魔，房东让她留在北京的家具器物，再次派上了用场。
对北京，施洪丽心存感恩。这座恢弘、大气的北方城市收留了她漂泊的肉身，滋养了她的文学理想，更包容了她如大河奔流的想象。今天，她炒出一盘又一盘“文学下饭菜”，人间辛酸的脆爽感，荒诞世相的醋熘气，江湖叱咤的麻香味，还有世态温情的软嫩感，毫无隔阂地混搭在一起，勾上玻璃芡，色香味诱人。
施洪丽解释过她心中的“勇猛”二字语出何处，但我觉得，与其引用罗曼·罗兰那句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不如引用施洪丽自己的大白话：“当我们握着彼岸世界的邀请函，我们是不是应该平静下来，努力面对人一生中不可回避的生死问题？”“时间会对我宽容吗？我不知道，我的小说还没有写完。”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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