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人的长篇小说《日月升》忠实记录了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一群北京南城老人儿生活的变化。他们原有的生活秩序逐步瓦解，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身份错位、精神迷失与人性异变。小说中，奉家因房屋拆迁，在家族内外引发一系列利益博弈，读来着实百味杂陈。通过主人公奉先的冷眼旁观，小说将现实之困、人心之伪、人性之恶与世道的叵测无常，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人物共同构成一幅令人窒息的家族群像。
小说以近乎冷漠的理性记录着这个家族内部的溃败。一大家人里，唯有奉先主动拥抱命运，立志逃脱牢笼。他因为坚守温情与良知而选择保护奶奶，不惜与所有家族成员爆发冲突；他拒绝被陈腐的生存逻辑裹挟，以近乎自毁的方式，试图在废墟上重建自己的道德秩序。正是这种直面真实、不回避矛盾与人性问题的书写，才让这部长篇小说具有了沉甸甸的分量和反思的力量。庸人成长于北京南城，数十年间亲眼见证了老城更新过程中一座座老院落的更替和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与命运浮沉。面对时代变化和人性变异，庸人的态度和思考是明朗的。他对“恶”与“丑”的反思或批判，构成了这部长篇最深刻的思想内核。
《日月升》表面上写的是一个家族的瓦解，深层书写的却是城市的变迁。但庸人的叙述愿景不止于完成一份社会学式的原生记录，他真正追问的是当利益成为唯一的纽带，人与人之间还剩下什么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月升》不仅是一部小说，更是城市变迁的浮世绘。它不但进行剖析，也试图在废墟中打捞希望、寻找光明。这种对人性深渊的凝视与对道德微光的执着，使《日月升》超越了单纯的家族叙事，成为关于个体命运与道德抉择的深刻寓言。
在写法上，《日月升》带有“通俗小说”与“问题小说”的双重印记。“通俗小说”古已有之，“问题小说”是新文学的产物。用“通俗小说”的叙事外壳包裹“问题小说”的批判内核，不但使作品在可读性与思想性之间找到了平衡，也使得传统与现代两种叙事资源实现了有机融合，获得了一种新的文学表达可能。这种实践使其小说既好看又深刻。
庸人作为“北京土著作家”之一，以绝对的“在地性”和“在场感”书写这座城市的巨变。他们的持续书写，必然将带来不同于传统的新京味文学。具体到这部长篇小说，一方面，他毅然祛除了涂抹于传统京味写作中一贯的怀旧而又感伤的挽歌色调；另一方面，他又用这部作品证明，京味文学同样可以锋利、冷酷、直指要害，充满介入现实的强大力量与极具穿透性的思想光芒。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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