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野圭吾去世了。很巧，前几天还在看他早前出的一本书《我的晃荡的青春》。忽然从手机上看到他离世的推送，一下就唏嘘起来。何止晃荡的青春，他68年的人生，也这样晃荡着，忽然一下就结束了。
作为著名的推理小说作家，在一些读者心中，东野圭吾的知名度大概仅次于阿加莎·克里斯蒂和柯南·道尔。他大热的几部作品，被中日韩分别做了影视化的演绎，可见，虽然是日本的社会派推理小说，放在东亚几个国家的社会中也不违和。曾经也有号称钢铁直男的友人，在看《白夜行》的时候，读到末尾唐泽雪穗决绝离去的那段，无法自控地潸然泪下。是的，这就是东野笔下恶女的魅力，她们是冷酷的凶手，但是读者却很难痛快地去恨她们。因为东野圭吾想写的不是本格派那种炫目的谜题、精巧的设计，而是最普通的人性和最普遍的社会问题。
所以，在东野的小说中，没有神探——虽然以汤川学为主角的系列冠以“神探伽利略”之名，但是真正的玄机是物理世界的定律，汤川教授只是一一落实了它们。而且汤川学也有着属于社会派的对人性、人生深深的悲悯。他以科学家的眼光、缜密的理性思维去分析和看待遇到的人和事，面对他人的爱恨情仇，既不为所动又有着深深的同情之理解。影视化之后，福山雅治对这个角色的演绎非常精到，但读书时也可以试试忘掉那张帅气的脸。
另一个系列主角加贺恭一郎的故事则极具真实感。如果去东京的日本桥、人形町一带，甚至可以按照书里加贺刑警日常的路线走一走，会不经意地碰到他喜欢的食物、路过的店铺……这一切让读者感觉加贺刑警不是个虚构的人物，他遇到的那些案件也都是身边的真事。因为，东野在这里写的都是平凡人，平凡的善恶、平凡的欲望和恐惧。在这些故事里，没有绝对的坏人好人，只有一桩桩无可奈何。加贺刑警用自己的敏锐解开难题、用宽容和善意抚慰着当事人和读者。这些故事几乎不会带来简单粗暴的“成功抓获犯罪分子”式的大快人心，因为东野的一支笔已经让读者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这小小的社会，在充满力量和无能为力间饱尝人间滋味。
在他另一篇名气不那么大的小说《信》中，这种钝痛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主人公直贵的哥哥为了给他凑学费入室盗窃，失手杀了人。从此，直贵的余生就被贴上“杀人犯的弟弟”这个标签，以致他从工作到生活处处碰壁。他怕哥哥那些对他关心备至的信，却又逃不开，每一封信都是一颗炸弹，把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生活炸出一个窟窿。东野圭吾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没有把直贵写成一个纯粹的受害者，也没有把周围人写成脸谱化的恶人。那些疏远直贵的人，他们有错吗？好像也没有，因为日本社会的规则就是这样的。东野圭吾把这种“合理”的残酷写得丝丝入扣，读的时候甚至会有一瞬间的恍惚——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我想我也未必比书里的人勇敢。但正因如此，那份绝望才格外真实。
作为一个典型的社会派推理作家，东野圭吾对人性的洞察不可谓不透。他不单纯满足于解谜，虽然真相只有一个，但是东野拼了命想人们了解到的是万千个世相。所以他也会写治愈的小说，甚至几乎没什么推理，比如《解忧杂货店》。三个误入杂货店的小偷，阴差阳错成了答疑者。这些问题看起来琐碎，可那正是普通人最真实的困境——《白夜行》里那种惊心动魄的恶，一般人可能不会碰到，但几乎每个人都在某个深夜，面对过“我该怎么办”的茫然。已经功成名就的东野尊重这些普通的琐碎，他借杂货店浪矢爷爷之口告诉每个读者，“人的心声是绝对不能无视的。”如果说《白夜行》是人性之恶碾过后的绝望，《解忧杂货店》就代表着人心之善的微光。把它们连缀起来的那条线，正是东野圭吾对人最细腻的洞察。
观察复杂社会的东野，自己也有多个面向。写小说，他并不是科班出身——小学时他痛恨读书，中学时他进了远近闻名的坏学校，大学专业和写作风马牛不相及。在他那本《我的晃荡的青春》里，写了自己少年时代的各种不靠谱和灵光一现的冲动，但也正是这种晃荡，让他在充分自由的环境下成长，保全了让他受用一生的天分。这种晃荡还给了他勇气和狡黠，于是他在《名侦探的守则》和《毒笑小说》里对社会、对作家、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推理世界尽情吐槽。当然他自己也因为一系列不太好看的“弱推理、强滑雪”的雪场小说被读者揶揄：是为了报销滑雪费用才写吧？众所周知东野本人对滑雪爱得深沉。至于他大学时的理工科背景，东野也没有浪费，只是那些带点软科幻的推理小说喜欢的人和不爱看的人都不少。
忽然，他的一生晃荡着过去了，作为读者我们也跟着他晃荡了这许多年。在那些失眠的夜里，借他笔下的人物，哭一哭自己说不出口的心事。如今他放下了笔，但牛奶箱还在，信还可以继续投。只要我们还在读，他就还在那个深夜的杂货店里，等着拆开下一封烦恼。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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