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推出的“疆壤益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揭开了历史早期西南边疆的神秘一角。
1956年，考古专家在昆明市石寨山6号墓发现了震惊世人的“滇王之印”（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2014年，考古人员在石寨山附近开展系统性发掘，不仅找到了汉代的滇国都邑和益州郡治所，还陆续发现了2000余枚封泥以及1.4万枚简牍。包含以上成果的云南晋宁河伯所遗址，被评为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本次展览重点介绍了云南考古工作的最新发现，既有当地各族风格迥异的精美青铜器，也有汉代郡县行政运转的档案文书。在纸张普及之前，汉代书信大多要写在一尺长的木牍之上，因此也被称为“尺牍”。展厅中的一件汉代尺牍，是目前已知云南地区最早的私人信件。木牍出土时残损严重，专家将五枚残片缀合，根据木纹条理，字体间距、书写风格、文义相关确定为一封书信，个别字有残缺，好在大体完整。
汉代人在木牍上写信已有普遍格式需要遵循。马怡先生指出当时书信采用“平出”之式，即将收信人的称谓提行另写，以表示对收信人的尊重。第一行先写寄信人，要自称姓名，并“伏地再拜请”。古人习惯跪坐，为表示恭敬，行礼要匍匐向前，所以“伏地再拜”可用于信件的开头和结尾。“请”字意为禀告。第二行另写收信人，为了表示尊重，要以字称呼。这封信中共有五位收信人，一并敬称“足下”。“足下”一词直到今天仍通用，既可用于长辈，也可用于同辈。
信件内容保留了大量当时习语，李天虹和雷海龙两位先生曾有所梳理。如“毋恙”“甚善”为常见问候语。“春日不和”提示我们信件书写的季节。“强进酒食”“近衣”是祝愿收信人日常健康。古人没有今天的肥胖焦虑，能吃能喝是身体健康的直接反映，故多以“近食”“强饭”“幸酒”相勉。“慎察左右”是提醒对方留意工作，说明收信人的身份大概是官吏。“毋自易”则是提醒对方多加珍重。“毋勿（物）所进”是指没有物品进献。出土书信中多有称“苦”之语，是在慰劳对方。西北汉简常见“苦寒”“甚苦塞上”“甚苦候望”。该件尺牍所言“苦从南道”，暗示当时交通实况，人们长途跋涉的艰辛。“有往来者，数赐记”希望有人能顺路带信的话，期待回信。汉代所谓“记”就是书信。“幸甚幸甚”表示荣幸之至。
根据信件语气，寄信人与收信人是身份相近，朋友之间的日常问候。学者推断信件已被收阅，一同出土的官府文书，同样说明收信人可能任职于官府。在小小的木牍上写信，字数篇幅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保密性也有诸多不便，诸多因素导致了书信内容多为套话。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哪怕没有物品赠送，但“进书为敬”信件本身就已经承载着真挚深厚的人世情感。
“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出土尺牍提到的人物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他们也有心中挂念的远方亲友，也有生活工作的喜怒哀乐。从睡虎地秦墓“黑夫”与“惊”两兄弟写给母亲的家书算起，目前出土的战国秦汉私人书信，完整的至少80余封，残断的也有500余封。有些尺牍还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发现，悬泉汉简的《谭堂宴请书》，一封请客吃饭的邀请函，将地址定在“小浮屠里”，反映出佛教在当地的传播。居延汉简《马建与张掾书》在缺少蔬菜的西北地区，提到了菜园管理，以及种植消费冬葵、芜菁的情况。
书信尺牍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承载了朴素真挚的人世情谊。前段时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感动了无数人。在网络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下，人们已经不大能体会到过去远隔两地、音书久绝的苦楚，也不大会亲笔写信、诉说思念。今天的社交网络，没有人会是孤岛，但每个人又都是孤岛，同样会陷入不可名状的孤独与苦闷。曾经的书信尺牍，带给我们书写的仪式、等待的美学、纸张的触感、笔触的墨痕，作为一种心灵与艺术的表达，同样值得被我们重新拾起。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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