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能力是一个城市综合实力和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和基础工作。大力探索精准化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国家治理与城市治理中的生动体现，将大力提升我国的城市精细治理水平，助力建设富有韧性、环境宜居的现代化城市。
锤炼精准预测矛盾纠纷、精准识别矛盾症结并对其进行精准分类的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源头上预防减少社会矛盾，提高预防化解矛盾水平。为实现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在人员上，要积极整合街道社区工作人员或者网格员及其他各种社会力量，提升其对矛盾纠纷的敏感度和预感力；在手段上，要运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手段，借助舆情监测工具等现代化技术，建立基层矛盾风险预警机制；在工作上，对人员密集地区、矛盾多发人群、矛盾多发行业、多发常发类型矛盾进行提前预警、分析研判，做到提前布局，一键响应，快速反应，通过法治宣传、社区活动、法律咨询、互帮互助等方式，尽量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对基层常发多发矛盾纠纷的症结及根源进行集中分析研判。尤其是对本地区频发的矛盾纠纷，要追踪溯源、寻根求源，挖掘其产生的背景及根源，分析内在症结所在。此外，不同的矛盾纠纷需要不同的处理方式，需要对症下药，有区别地进行分类化解。通过精准分类，为后续的及时妥善化解提供便捷介入的渠道。
选配精准化解纠纷的方式与渠道。多元纠纷化解的方式多样，既有人民调解，也有行政调解、专业机构调解、商事组织调解，还有仲裁、行政复议、法院委托调解等各种方式。不同的纠纷化解方式具有不同的优缺点。要针对城市基层矛盾纠纷的具体情况，点面结合，对症下药，综合运用不同的解决方式，充分发挥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精准化解纠纷。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超大城市中，面对纠纷化解力量不足等现实情况，应充分借助市场力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者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补充作用，来化解纠纷。
打造人员精准、便捷智能的纠纷化解平台。多元纠纷化解能力的提升，人员素质至为关键，直接关系到纠纷化解的效果。当前，由于机制、资金、人手等各种原因，基层矛盾化解人员在配备上存在不足。一要全面建立社区调解人员库，同时对城市社区人员根据亲缘关系、专业程度、工作背景等进行大数据分类。二要对纠纷化解人员及时进行培训，尤其是调解技能和法律法规的培训，同时，应当加强调解人员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的培训，提升纠纷化解人员的综合素质。三要适时引入社会调解力量，诸如熟悉社区工作的离退休干部或者热心社区事务的相关专家学者，以及相关机构与组织的专业人士，增强工作人员的专业性权威性。高素质的纠纷化解人员队伍建设，直接关系到精准化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的建成，也直接关系到城市精细治理的实现。在借鉴部分城市前期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可充分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手段，建立健全矛盾化解的智能平台。同时，借助智慧城市建设，让纠纷化解平台适时接入城市服务平台，加强数据流通与部门衔接配合，实现数据共享、人员配合、机制衔接，进一步提高纠纷解决效率。
完善纠纷化解的后续衔接程序。多元纠纷化解机制要进一步做好与行政机关或诉讼机关的配合与信息共享。在力争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的同时，也要借助行政机关的执行权威或司法机关的确认机制及人员优势，进一步增强工作的权威性与规范性，从而进一步发挥纠纷化解系统治理、协同治理的效能，提升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在纠纷化解适用的规范依据方面，要重视中国乡土基层社会及城市社区的道德风俗与民间规约等非正式规范的作用。
（作者均为北京城市学院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研究基地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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