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化合需要长历史和大环境的考验，“文明的生长，取决于文明内部的自省与创新能力”。费孝通提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变成了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发展成了邓小平理论。这背后一定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起作用。”奥托·鲍尔曾说：“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越接近掌权，它就越必须使其斗争的实践和方法适应战场的民族特性。同样，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文化遗产的联系更加紧密，因为它吸收了更多的文化元素。”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不管你是否注视它，或者即使你刻意忽略它，它依然作为一种潜在话语资源，“作为一种文化无意识的力量，介入主体性理论的建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的发生是日用而不觉的。
——《文明再造：从学术主体性到文化主体性》（察应坤）
策划/撰稿/资源提供/监制：刘立志 李攀 满志禹
编辑：李攀 柳爽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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