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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中国差点儿宣布朱鹮灭绝,他怎样发现全世界仅存的7只?

来源: 北京日报

记者:张小英

2024-03-05 08:17

朱鹮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鸟类之一,在上世纪70年代末,却命悬一线。中国国门初开,世界鸟类学家忙问:中国还有野生朱鹮吗?国内鸟类学家查资料发现:十几年没有消息了。

于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组成考察队,3年跋涉5万余公里,踏遍朱鹮在中国的历史分布区,最终于1981年在秦岭南麓——陕西省汉中市洋县的山坳里,发现了世界上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

此后40多年,三代“牧鹮人”接力,让这唯一的“香火”一步步摆脱灭绝风险。如今,全球朱鹮种群数量已超1.1万只,种群栖息地面积已达1.6万平方公里。韩国、日本也在中国帮助下,让朱鹮重现蓝天。中国科学院院士、鸟类生态学家郑光美曾说:“朱鹮保护是拯救濒危物种的成功典范。”

 

朱鹮与白鹭齐舞 张跃明摄

上世纪八十年代,护鹮工作人员搭建的观察棚。 张跃明摄

五根羽毛

今年87岁的刘荫增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打小在取灯胡同里长大。六年前,他移居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在此安度晚年。

这座千里之外的小县城并不繁华,“都没有北京的中关村大”。但对他来说,出门走不远,在汉江边、小河道里经常能看见朱鹮,“这种精神的享受是无可比拟的。40多年前,压根儿就甭想。”

当年,他为了找朱鹮,走遍大半个中国,历尽艰辛,最后在快要放弃的时候,终于在洋县,发现了世界上仅存的7只朱鹮。他因此被誉为“世界朱鹮发现第一人”,一生与朱鹮结缘。

朱鹮是亚洲东部特有的鸟类,曾广泛分布于俄罗斯东南部、日本、朝鲜半岛和中国,被誉为“东方宝石”。这个美丽的物种,距今有6000多万年进化史,但在进入20世纪后,因为战争、生态破坏等原因,数量急剧减少。

1963年,朱鹮在俄罗斯境内灭绝。1977年,朝鲜半岛仅剩2只朱鹮。同一年,日本也只剩6只朱鹮……眼看朱鹮命悬一线,世界鸟类学家把目光投向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还有朱鹮吗?

国务院问林业部,林业部问相关专家,最终的答复是:自1964年以来,中国境内再也没有出现过朱鹮的消息,生存状况不明。

为了给世界、也给中国一个确切的答复,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不久,国务院指示中科院动物所:用三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朱鹮调查。

很快,中科院动物所将这一任务列入国家课题,成立“中国鹤鹮课题组”,并组织野外考察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鸟类学泰斗郑作新担任课题组负责人。他把寻找朱鹮的重任,交给了自己的学生刘荫增。

其实,刘荫增并非鸟类学科班出身,大学在北京气象学院,学的是气象学,师从中国气象学、物候学奠基人竺可桢。1960年毕业后,机缘巧合,他被分配到中科院动物所。

“北京人喜欢养鸟玩虫,我从小对鸟特别感兴趣。”于是,在中科院动物所,刘荫增跟着郑作新系统地学习了鸟类学知识。但他坦言,“那时候,我们国家动物学研究相对滞后。西方国家已经在搞野生动物保护了,我们还停留在‘摸家底’的状态。改革开放前夕,我们开始追赶西方的步伐。”

让刘荫增倍感压力的是,搞了十几年野外调查,从来没见过朱鹮,“连一张照片也没有。”仅供他参考的,只有中科院动物所标本室里的2件朱鹮标本,“国内有关朱鹮的文献也很少。”

后来,国际鹤类基金会主席乔治·阿奇博应邀访华时,带了很多资料给中国。“乔治·阿奇博是朱鹮专家,夫人是日本人,给我们提供了西方及日本的研究资料,还有他在朝鲜板门店地区拍的2只朱鹮的照片。”刘荫增至今感激。

根据资料,朱鹮在中国历史上的分布范围:北起中俄边境的兴凯湖,南至海南岛,西到甘肃兰州,东临中国沿海地区。也就是说,朱鹮的历史分布区像个三角形,几乎占了大半个中国。

这么大的范围,该从哪里开始找呢?

经过反复研究,刘荫增决定从华北平原直抵皖南地区,之后过芜湖、滁州,进入苏北丘陵地区,再到山东和江苏交界的黄海之滨。

因为朱鹮是肉食性鸟类,白天喜欢在河滩湿地里找小鱼、小虾、泥鳅吃,夜晚在高大的乔木上休憩。另外,“据当时的文献记载,朱鹮春夏两季在东北地区产卵繁殖,秋末会飞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越冬。”接到任务时,即将入秋,所以刘荫增准备先在水田密布的皖南地区,碰碰运气。几年后,他才知道,文献记载并不准确。

1978年秋,时年41岁的刘荫增带领3名考察队员,正式踏上寻找朱鹮的征程。中科院动物所给他们配了“顶级”装备:一杆德国雕花双筒猎枪、两台德国相机、一台16毫米的手摇电影拍摄机和一辆北京212吉普车。

一路上,考察队走到哪儿,就拿出朱鹮照片给村里的老人看。有人回应:“这种鸟年轻时候见过,近些年没见过了。”也有人说:“这种鸟喜欢大树和水田,现在大树都砍了,水田都消失了,鸟也不见了……”

环境变化太大了。尤其是1958年大炼钢铁,全国各地都建小高炉炼钢铁。小高炉要烧煤,没有煤的地方就上山砍树。大片森林被砍伐,山被砍秃了。大量野生动物无家可归,朱鹮又何以幸免于难?

考察队跑了一年,没有任何线索。

大家失望而归。刘荫增向国务院提交了当年的考察报告。不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环境领导小组组长的谷牧批示:“要下决心继续找,即刻行动。”

刘荫增带领考察队再次出发。他们沿燕山——吕梁山——大别山——中条山——天山山脉一线的丘陵、低山地带,仔仔细细筛查。

与此同时,陕西省林业厅组织省动物研究所、西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也成立了一支朱鹮调查小组。一行专家在陕西户县、周至县、眉县、华县等14个县以及甘肃徽县、武都县等地,“特种兵式”搜寻。

两支考察队沿不同路线找了一年,结果都一样:没找到。

1980年春,在甘肃兰州,刘荫增听兰州自然博物馆一位工作人员说,十年前他参加省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时,曾在甘肃东南部康县岸门口见过朱鹮。

康县地处秦巴山区南麓,曾被地质学家李四光称为“复杂的宝贝地带”。中科院动物所的朱鹮标本,就是1964年从这里采集的。当时的考察人员并不知道,他们用猎枪打下来的,已经是濒临灭绝的稀世珍宝了。

刘荫增带着考察队立刻赶到岸门口。彼时,这里已是陇南市康南林业总场所在地。“到处都在加工木头,电锯的声音震天响。”看到这样的环境,大家有种不好的预感。经过调查,考察队确认,这里确实没有朱鹮了。

离开之前,考察队走进当地一座三面环山的工厂。1964年中国开始三线建设,沟壑纵横的秦巴山区,陆续进驻了很多三线工厂。山区闭塞,工人闲暇时,都用打猎打发时间。其中一位工人,拿出平时打猎积攒的鸟羽给考察队看。

“在数百根各色鸟羽中,我发现了一根朱鹮的第五枚初级羽毛。”刘荫增眼前一亮,继续察看,“又找到了一根朱鹮飞羽和三根尾羽!”

他忙问工人,什么时候、在哪里看到过这种鸟?工人回答说:大概四五年前,夏末的一天早上,在山脚下的水田中见到三只这样的鸟。起初以为是白鹭,靠近后发现鸟的头和爪子是红的。后来两只大些的飞走了,他用猎枪打死一只小的……

刘荫增越听心里越凉。他告诉工人:“这种鸟特别珍贵,全世界都在找,以后见了千万别打!”考察队悻悻离开。

到1980年年底,三年的考察期结束,刘荫增带领考察队走了中国260多个朱鹮历史分布点,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然而,除了五根羽毛,始终没有朱鹮的蛛丝马迹。

顶着巨大的压力,刘荫增写了一份总结报告,准备对外宣布朱鹮在中国已经绝迹。报告交上去后,“中科院动物所的学术委员会同意了,郑先生也签字了。”

在最后环节,刘荫增改了主意。

1978年,开始寻找朱鹮时的刘荫增。

“红鹤”方舟

“科研工作者,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刘荫增心里总感觉不踏实,“秦岭有那么多小盆地,我不可能都走完。”

秦岭,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独特的自然地理特征,不仅让这里成为中华物种的基因宝库,也成为大熊猫、金丝猴、羚牛等各类珍稀野生动物的天堂。

凭着多年的野外经验,刘荫增有种强烈的预感,朱鹮极有可能还在这里生活。他对郑作新先生说:“再给我2000元经费,我再跑一次。”

1981年春节过后,考察队再踏征程。这一次,只剩刘荫增和一位司机。他们沿秦岭南坡的留坝、褒河、勉县,进入汉中盆地。到达汉中盆地东缘的洋县时,山野间,成簇的梨花正在春风中摇曳。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洋县了。洋县,古称洋州,北依秦岭、南傍巴山,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穿流而过,境内河网纵横、稻田池塘众多。而且由于位置偏僻,近代工业开发少,自然环境没有受到很大破坏。刘荫增始终牵挂这个地方。

为避免再次空手而归,他想了一个办法:请洋县电影院在每场电影放映前,加映朱鹮的幻灯片。“这样,不仅能扩大宣传,还能动员老百姓。那个年代,看电影是主要的娱乐方式。”

每次放完幻灯片,电影放映员都交代乡亲们:发现朱鹮,抓紧到洋县林业局去汇报,国家奖励100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重赏,刘荫增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64元。

效果“立竿见影”。隔三差五就有村民到洋县林业局报告说,发现了朱鹮。刘荫增兴冲冲跟着跑过去一看,大多数都是朱鹮的远亲——白鹭或苍鹭。

他只好给村民们科普:朱鹮敛翅时,一袭嫩白,从远处看,和白鹭是有几分相似。但朱鹮的脸颊是朱红色的,嘴尖、双腿是褐红色。它展翅翱翔时,在阳光下,翅膀会透着微红的光芒,非常惊艳。

东奔西跑一个多月,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沮丧至极的刘荫增,收拾行李,准备去发现五根朱鹮羽毛的地方再找找。

就在这时,一位叫何丑旦的村民,跑到洋县林业局汇报说,他在金家河山上砍柴时,看到过幻灯片上的那种鸟。他不认识朱鹮的“鹮”,“当地人都叫它‘红鹤’,陕西话就是‘红火’!”

刘荫增听后,拿出朱鹮的照片让何丑旦辨认,并从各个角度不停提问。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何丑旦八成都答对了。”

“金家河在哪儿?”刘荫增继续追问。何丑旦回答说:“在洋县县城北四十里外。”

通过此前调查,刘荫增已了解到,洋县外围有很多山间小盆地,海拔都在一千米以上。金家河的海拔有1200米左右,这么高的海拔,应该没有朱鹮吧?他暗自摇头。

为了不放过任何希望,刘荫增决定跟何丑旦走一趟。第二天一大早,他在何丑旦的带领下,沿着蜿蜒的山路前往金家河。快到金家河时,从东南方向突然飞来一对鸟。

“咵啊——咵啊——”

听鸟鸣,刘荫增起初以为是白鹭。他抬起头看,“这对鸟飞的时候脖子朝前伸着,而白鹭飞的时候脖子是向后缩的,就像‘乙’字。”鸟越飞越近,他看到翅膀下的一抹红色。

“是它!是朱鹮!”刘荫增大喊。

虽然只是匆匆一瞥,但他可以断定,那对鸟就是朱鹮。后来,每每回想那一刻,他都感慨万千,“多少辛酸与苦楚都在那一瞬间释然。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被搬走了。”

当时,他正在走下坡路,路滑,他一高兴就脚底踩空,整个人顺坡滑了下去。再爬起来时,鸟已经飞走了。何丑旦说,“红鹤朝金家河方向去了。”刘荫增分析,它们的巢应该就在附近。

一行人追到金家河。当晚,刘荫增就住在金家河农户的家里,第二天继续找。农户听说他不远万里来,就为山沟沟里的这对“红鹤”,稀罕!

可刘荫增后来连着找了三天,影儿也没看着。村民支招,那对“红鹤”喜欢朝北飞,会不会飞到北边了?

何丑旦对这一带很熟。金家河北,有一个村子叫姚家沟。他带着刘荫增从金家河出发,翻过梁,很快就走到了姚家沟。小山沟并不长,到处是遮天蔽日的大树,零星散布着一些水田。

在姚家沟落脚后,刘荫增马不停蹄地开始找。在一块四周围着灌木丛的水田中,他看到一只鸟正在觅食,定睛一看,原来是朱鹮。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他下意识摸相机,发现只带了中焦距镜头。要拍到更清晰的照片,只能往前走。他屏住呼吸,端起相机一点点迂回靠近。走近一点,咔嚓一声,那只朱鹮吓得扑棱翅膀。

“朱鹮非常敏感,摁快门的声音对它来说,就跟打雷一样。”刘荫增说,当朱鹮发现没有险情后,又回田里觅食了。他直接趴地上,一点点往前拱,就这样,第一次拍到了朱鹮的照片,“36张胶卷全拍没了,朱鹮才飞走。”

他兴奋地跑回姚家沟驻地。没想到,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他。

一个叫王明娃的小孩,听说北京来的专家在找“红鹤”,跑过来说:“‘红鹤’在树上抱娃呢。”刘荫增能听懂陕西方言,他激动地抓着王明娃,“快带我去看看!”

两人沿着一条羊肠小道,走到一处墓地。墓地有两座坟,坟前有墓碑,四周有十几棵高大粗壮的青冈树。百年老树,二三十米高,最大的两棵,需要两人才能合抱。

其中一棵青冈树上,有一个鸟巢。刘荫增在一旁的山坡上,找到一个最佳观测点,拿出望远镜对准目标。“果然是朱鹮的巢!”里面有一只成鸟和三只雏鸟。不久,又一只觅食的成鸟也飞回来,给三只雏鸟喂食。

刘荫增心中一阵狂喜。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朱鹮雏鸟和完整的朱鹮家庭。

经过反复核实,刘荫增最终确认,洋县一共有7只野生朱鹮,被命名为“秦岭一号朱鹮群体”。他解释说:“这个命名是出于科学的严谨,因为当时无法证实其他地方是否也存在朱鹮。如果其他地方又发现了,就可以命名为二号、三号。”

后来的事实证明,洋县是“红鹤”最后的方舟了。刘荫增分析,朱鹮之所以能在这里繁衍生息,缘于三个条件:一有高大的树木,能供朱鹮筑巢;二有冬水田,能给朱鹮提供泥鳅、田螺等食物;三有人家,这样朱鹮可以避开凶禽猛兽。

刘荫增说自己是幸运的,“要是再晚两三年,朱鹮可能真的就消失了。”他的幸运,又何尝不是朱鹮的幸运。

1981年,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秦岭一号朱鹮群体临时保护站四人小组。右一为路宝忠。

“第八户人家”

1981年5月,中国政府正式对外宣布:中国洋县发现了7只野生朱鹮。

一时间,朱鹮和洋县成为世界的话题。美国、英国、日本和西德等国政府以及世界各国鸟类专家们,陆续发来贺电、贺信。

最牵动人心的,是如何保护这7只野生朱鹮。对野生物种来说,这是一个极脆弱的群体。一场极端天气或是猎杀,都能将这一群体推向灭绝。

洋县政府发布紧急通知:禁止在朱鹮活动区狩猎、开荒、砍伐森林。国务院、林业部也发布关于加强朱鹮保护、调查和研究的通知。朱鹮保护上升到国家层面。

但具体到在哪里保护,在当时却引起了争议。

北京的专家提议,朱鹮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需要全力保护,最好是异地保护。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把7只野生朱鹮全部捕获,送到北京动物园进行人工饲养。这是最稳妥的保护方式。

时任陕西省林业厅森林资源管理处的许树华却认为,既然在姚家沟发现了朱鹮,说明它们完全适应这里的环境,可以就地保护。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就捕获几只朱鹮人工饲养,效果始终不理想,不宜照搬。

双方争执不休。

最终,就地保护获得批准。“秦岭一号朱鹮群体临时保护站”很快成立。洋县林业局紧急抽调四名年轻人组成护鹮小组,协助刘荫增对朱鹮进行抢救性保护。

时年27岁的路宝忠,刚参加完西北大学举办的野生动物保护培训班,就被洋县林业局委以重任,担任护鹮小组组长。小组成员有赵志厚、陈有平和王跃进。大家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头一次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6月下旬,暑热渐浓。四位年轻人身背被褥、肩挑锅碗瓢盆,向姚家沟行进。“姚家沟山不算太高,整条沟也不过五公里长,但没有路,走起来很费劲。”他们在山路上负重前行,当天晚上九点才到姚家沟的驻地——三间黑瓦房。

路宝忠对那三间黑瓦房印象深刻,破破烂烂,四面透风。“我们是夏天到的,倒感觉凉爽。冬天会怎么样,谁都没去多想。房屋地面凸凹不平,我们从山下背上去的小饭桌,找不到一块能支平的地方。”

姚家沟基本上处于“原始社会”。山上林木高大密集,沿沟散布着三十多亩稻田。整个自然村只有七户人家。居民靠打猎种田为生,吃的是土豆和自制的酸菜,晚上照明用的是自产的菜油。

“好歹有一个安营扎寨的地方。”路宝忠用红漆在一块木板上写了“秦岭一号朱鹮群体临时保护站”的招牌,挂在瓦房门口。从此,他们成为姚家沟“第八户人家”,开始了保护朱鹮的艰难历程。

他们在紧挨着朱鹮巢树的山坡上,搭了一个观察棚。每天,两个人守在棚里监测朱鹮。“那时候条件差,没有监控和红外相机这样的设备。”他们通过望远镜对巢内情况进行监测。朱鹮吃什么、外出觅食的时间、飞往何处等,事无巨细地记下来。

最难的是,“不能让朱鹮离开视线”。朱鹮雏鸟出壳40多天后就可以离巢飞翔。从7月到11月,是它们的游荡期。它们从山区飞往丘陵湿地,在水田里觅食。这期间,鸟飞到哪儿,他们硬是跟着跑到哪儿。

“今天看到朱鹮飞过这道山梁,明天就提前爬到那道山梁上等着。如果它再往远飞,我们就继续追……”爬山坡,蹚溪流,从这个山头翻到那个山头。“一天至少跑30多公里,风雨无阻。”路宝忠笑着说,“那时候年轻,身体好,大家都以朱鹮为重,谁也没喊过苦。”

最忙的时候,是朱鹮的繁殖季。从3月到6月,他们要在树下24小时守护,随时观察巢窝里有没有产卵。朱鹮产卵后,他们要详细记录孵化、育雏的过程,同时守护好每一枚卵、每一只雏鸟。

天敌随时威胁着朱鹮雏鸟的生命。为了防止毒蛇、黄鼠狼等天敌上树吞吃朱鹮卵和幼雏,他们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土办法”:在树干上抹黄油、安装刀片架、挂伞形防蛇罩、在树周围撒雄黄……

天灾也可能带来巢毁鸟亡。路宝忠告诉记者,洋县境内不时有狂风暴雨,有时山里下一场暴雨,许多树上的白鹭都“连锅端了”。大家很担心这样的天灾降临到朱鹮头上,“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的。”

最让他们担心的,是人类的猎杀。路宝忠估算,“山里人为了打猎保秋,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家庭都有猎枪。打鸟非常普遍。”1982年7月,当地四〇五厂的两名工人,用猎枪猎杀了一只朱鹮;1990年9月,洋县发生了连续3天有3只朱鹮被猎杀的恶性事件。

“朱鹮是一夫一妻制,少一只朱鹮,整个家庭就支离破碎啊!”路宝忠痛心疾首。经过艰难的保护与抢救,从1981年到1990年,朱鹮的数量始终徘徊在10只左右。1994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朱鹮濒危等级定为“极危”,与灭绝仅一步之遥。

这样的情形,让所有人心情低落。鸟类学家建议,不能仅靠野外朱鹮繁殖,必须两条腿走路,自然繁殖和人工繁殖并举。

 

朱鹮是忠贞的“爱情鸟”:折枝相赠,情系一生。 张跃明摄

“两条腿走路”

从1981年开始,刘荫增就尝试人工饲养朱鹮了。

在姚家沟发现朱鹮后,刘荫增在离巢30多米的地方,用树枝搭了一处观察棚,躲在里面用望远镜观察。他看到3只雏鸟中,有一只因为食物短缺,瘦弱得很,常遭到哥哥、姐姐的欺负。后来的观察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一对亲鸟,喂养2只雏鸟最理想,喂养3只就吃力了。

一天深夜,这只瘦弱的小朱鹮被挤出巢外。刘荫增第二天早上发现它后,急忙抱回观察棚抢救。他捉来几只泥鳅、小鱼,用剪刀剪碎了喂养小朱鹮。过了几天,这只小朱鹮终于缓过劲来,有了精神。

刘荫增给它取名“华华”,代表中华。为了让华华与父母团聚,他搭着梯子,把它送回巢里。谁料,不一会儿,它又被哥哥、姐姐挤得掉了下来。刘荫增心疼地捡回华华,只好自己喂养。

经过半个多月的精心抚养,华华的身子骨渐渐结实起来。由于洋县当时还不具备人工饲养的条件,刘荫增经过协商,把华华送到北京动物园人工饲养。华华成了国内人工饲养的第一只朱鹮。

直到1988年,先后共有六只朱鹮被送到北京动物园,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朱鹮人工繁殖种群。1990年,北京动物园人工繁育出了朱鹮的后代。这为极其濒危的朱鹮种群的恢复,带来了一线希望。

洋县也不甘落后。

1986年,陕西朱鹮保护观察站成立(以下简称朱鹮站)。1989年,朱鹮站在洋县周家坎建设陕西朱鹮保护饲养中心。次年,朱鹮站利用四只抢救收养并恢复健康的朱鹮,开启了人工饲养繁育研究。

最初的尝试并不顺利。朱鹮是雌雄同形。人们最早用肉眼分辨不出雌雄,就按照人类意愿,给它们成双配对。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四只朱鹮都是雌性,居然都产卵了,是无精卵。这种谜一样的现象,到现在也没人能解释清楚。

1992年,陕西朱鹮保护饲养中心落成。后来担任饲养中心饲养部部长的刘义,这一年从野外保护转岗到人工饲养,见证了人工繁育朱鹮的艰难起步。

“当时北京动物园的技术不对外,我们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只能一边饲养一边观察,摸着石头过河。”他记得,最开始因为朱鹮数量少,有一枚卵大家都当宝贝。人工孵化时,孵化室的窗户不能开,一丝凉风都不能吹进。为保持恒温,温度一旦下降,就立刻生炉子加温。结果,即使孵化出来了雏鸟,也会很快夭折。

根据野外观察,刘义发现,朱鹮在孵化时,会用自己长长的喙勾住卵,不停地翻动。他恍然大悟,“要把卵放到不同的气温环境中,冷热交替才能刺激胚胎发育。”

1993年春,一对野生朱鹮弃巢,饲养中心意外获得3枚卵。刘义和同事席咏梅在上海动物园鸟类饲养专家何宝庆的指导下,围着这3枚卵守了28天。“翻卵、晾卵,每隔两个小时观察一次,记录孵化箱的温度、湿度等。”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年,饲养中心成功孵化出3只小朱鹮。两年后,加上野外救护的几只朱鹮,饲养中心有3对朱鹮性成熟。“性成熟的朱鹮,头部会分泌出黑色的小颗粒,将头颈及背部的羽毛沾染成灰黑色。这是朱鹮在繁殖期的一种自我保护。”

为了让它们找到自己心仪的配偶,饲养中心不再“包办婚姻”,而是把它们放进更大的网笼,让它们自由恋爱。同时,饲养员给饲料中添加牛肉、鸡蛋,为蜜月中的朱鹮补充营养。

1995年,这3对朱鹮不负众望,产下3枚受精卵。不久,3只雏鸟破壳而出。这一年,饲养中心成功实现了朱鹮的人工饲养、人工孵化、人工育雏。次年,又成功繁育出10只朱鹮雏鸟。

谈及经验,“土专家”刘义只说了八个字:“胆大心细,善于总结。”就这样,饲养中心在摸索中稳步前进。到2000年前后,洋县人工饲养繁育的朱鹮数量已达到100只。

再加上,1994年以来,洋县借鉴农业“包产到户”的模式,让朱鹮栖息地附近的村民都参与到野生朱鹮保护中,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野生朱鹮的数量,到2000年也突破了100只。

路宝忠说,“现在看,朱鹮种群总数200只并不多。但洋县用了十年时间才跨过这道坎儿。”其中甘苦,只有守护者才能体会。2000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朱鹮的受威胁等级由“极危”降为“濒危”。

与此同时,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

人工饲养朱鹮的自然习性明显退化。刘义举例说,它们不会自己觅食,不会自行营巢,甚至自己产的卵也不孵化。“有的成鸟在巢里孵化一段时间后,就不耐烦了。脾气暴躁的,会直接把卵啄破。一旦啄破,雏鸟就死了。”

记者采访时,刘义正在给笼舍里的朱鹮喂泥鳅。他推门而入的那一刻,笼里的几只朱鹮静静地站在栖杠上,神态散漫,并没有因为有人开门而受刺激。刘义解释说,“它们就是人工孵化、人工饲养的朱鹮,不会应激反应。”

进入新世纪以后,对朱鹮的野化放归被提上议程。

 

朱鹮雏鸟正在破壳而出 张跃明摄

刘义正在为朱鹮准备泥鳅

野化放归

在洋县县城北部4公里外,灙水河畔,周家坎村,有一个依山而建的绿色大网笼。远隔几百米,就能听到“咵啊——咵啊——”的叫声,走近了瞧,几十只朱鹮时而翱翔,时而停歇……

大网笼高35米,面积将近8000平方米,笼内有农田、小池塘和高大的树木。路宝忠向记者介绍,“2003年大网笼落成,我们就是从这里开始对朱鹮进行野化训练的。”

野化放归,是对人工繁育饲养的动物,进行野外生存能力训练后,再将其放归大自然。这项工作看起来简单,“其实需要反复的尝试和耐心的等待。”

当时在饲养中心做饲养员的庆保平记得,“第一次把笼养的朱鹮放进大网笼时,大家心里都没底。有的朱鹮进去以后,呼扇着翅膀一直飞,根本不知道怎么降落。直到飞不动了,才一头扎到地上。”

有的朱鹮只会在地面或距地很近的栖杠上夜宿。庆保平和同事看得着急,就把笼内的栖杠进行调整,引导它们回到树上夜宿。为了锻炼它们躲避天敌能力,他们还特意制作了猛禽的标本,隔一段时间在空中模拟猛禽飞行,播放它们的鸣叫声等。

人工饲养的朱鹮都是“饭来张口”。为了训练它们的觅食能力,饲养员先是有意识地给它们吃青蛙、蚂蚱、蝌蚪等在野外能够捕捉到的东西,然后一步步把饲料盆拖进河里、水田,让饲料与仿自然的环境融为一体。

野化训练缓慢起步,一场疫情意外加速了进度。

2003年年底,禽流感在全国蔓延。为了躲避这次疫情,从正月初三开始,朱鹮保护饲养中心紧急把100多只朱鹮转移到距离洋县76公里、地处秦岭深山区的华阳镇。

朱鹮顺利躲过一劫。庆保平回忆说,“禽流感过后,大部分朱鹮陆续撤回洋县。因为华阳镇姚卢沟的临时饲养点环境不错,我们就留了一部分,在那里进行野化放归实验。”

一个15米高的大网笼,又在姚卢沟被搭建起来。刘义和同事们对大网笼内的朱鹮,进行了种种集训。2004年9月,罩在山林间的网笼被逐步掀开,首批12只朱鹮被引导出笼。

“尽管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但有的已经被笼养了十多年。”刘义和同事不放心,天天去山里观察。“它们对我们的迷彩服和背包很熟悉,一看见我们就从空中扑下来,在身边鸣叫,对人有严重依赖。”

刘义和同事们狠下心,不再回那片山,靠朱鹮身上的太阳能GPS追踪器监测。

监测结果显示,这群朱鹮经受住了考验。2004年和2005年,在洋县华阳镇连续放归的23只朱鹮,野外存活率达57%,繁殖成功率达53%。

这次实验的成功,给所有人打了一针强心剂。“人工饲养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它们回归野外。”路宝忠说,在历史分布区实现朱鹮的“再引入”,由此成为新的规划。

所谓“再引入”,就是把一个在原分布范围内已经绝迹的野生物种,重新引入其原始栖息地,并恢复它们的野生状态。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就对麋鹿、普氏野马等珍稀野生物种再引入,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然而,几十年来,国内朱鹮的历史分布区,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路宝忠记得,为了给朱鹮再引入选点,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相关专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全面考察。最终,与洋县纬度相近、环境相似的陕西安康宁陕县被选中。

2007年5月,26只人工饲养的朱鹮首次在宁陕放飞。监测发现,其中只有14只存活了下来。次年,其中2只朱鹮配对,繁育出子一代,成功建立了世界上首个朱鹮野化放归种群。

朱鹮再引入的“棋盘”慢慢扩大。这些年来,洋县朱鹮在陕西周至、陕西铜川、河南董寨、浙江德清、钱江源国家公园等地陆续扎根。

在中国的帮助下,日本、韩国也重新建立了朱鹮再引入种群。到2023年,日本共有朱鹮600只,韩国共有朱鹮400余只。

原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洋县视察朱鹮站时曾说:“朱鹮保护非常成功,为国家、科学界争了光!”2007年,朱鹮站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些荣誉,让路宝忠备受鼓舞,“朱鹮真争气!”

去年年底,陕西省林业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朱鹮的种群数量已超1.1万只。其野生种群栖息地面积由发现时的不足5平方公里,扩大到1.6万平方公里。朱鹮从陕西洋县起飞,逐渐在中国河南、浙江、四川、江苏、湖南等地及日本、韩国、俄罗斯的历史分布地重现。

 

2018年,工作人员正在放飞野外救助的朱鹮。 张跃明摄

栖息地修复

朱鹮是与人类伴生的鸟类。随着朱鹮种群数量的增加,更大范围的栖息地保护与当地经济发展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

1981年发现朱鹮后,洋县政府即颁布了“四不准”文件,包括所有树木一律不准砍伐、朱鹮经常活动的稻田不准使用农药化肥等。次年,洋县再次发文,要求朱鹮巢地不能把水田改旱田。

“当时虽然照做了,但心里很不情愿。”洋县草坝村村民直言,因为不能开垦新的荒地,山区人民只能在原有的农田里耕种。不施用化肥农药,农业就无法实现高产。而当时的部分补偿,不能解决多少问题。

洋县原副县长李天刚曾在1998至2012年期间,主管财政、税收和食品安全。他算过一笔账:仅水稻因不能用化肥和农药而造成的减产,所造成的损失每年就有5000万元以上。洋县“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因此戴了很多年。

如何打破这个“魔咒”,洋县一直在摸索。

2003年,世界自然基金会邀请陕西一批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组团前往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考察。时任陕西朱鹮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保护科科长的张跃明是考察团成员之一。他从1989年开始,就加入了朱鹮保护的队伍。

在武夷山,看到保护区和社区共管当地的竹林资源,让他深受启发。每家每户都分有竹山竹林,但每户每年不能砍伐超两亩。砍下的竹子被送到指定的加工厂加工。工厂的工人也是附近的村民。产业链盘活了所有资源。两亩竹子就可以保证每户人家过上小康生活。

“我们朱鹮的栖息地也可以这样保护呀!”张跃明眼界大开。回洋县后,他用十天时间写了一份《朱鹮大米》的项目报告。他建议,农业部门联合企业,为农户提供有机肥,粮油企业收购有机大米,创立“朱鹮牌”大米,并为农户进行认证推广。

项目申请顺利通过。当年,洋县把600亩水稻田作为试验区,开始种植有机稻米。世界自然基金会承诺,农户每种一亩有机水稻,将为其承担因减少使用农药和化肥所造成的减产补偿。洋县双亚集团负责收购,给农民的保底价高出市场价的10%左右。

这样,朱鹮的栖息地不仅得到了保护,农民也能尝到甜头。张跃明坦陈,“一开始消费者对绿色有机食品没有概念,有机稻米不是很好卖,但经过几年探索、政府扶持,销路逐渐打开。全球掀起‘有机革命’时,洋县这个小县城,已经走在时代前沿了。”

从2010年始,洋县每年设立1000万元有机产业专项资金,推动有机产业发展。2015年,洋县被授予首批“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县”的称号。洋县“朱鹮牌”稻米,被评为全国驰名商标。这也是西北地区谷物类首个驰名商标。

有机农业带动了经济发展,但同样现实的问题是:城市化浪潮下,山区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留守的妇女、老人没有精力耕种。山区大量水田撂荒,导致朱鹮的觅食地大面积减少。比如最早发现朱鹮的姚家沟,村民陆续搬离,山里没有了稻田,朱鹮也离开了。

“从2017年开始,我们一直在探索突破口。比如,‘鹮田一分’和‘稻鱼共生’项目。我们通过争取政府补助,把企业引进来或者把农民留住,对撂荒水田进行修复,我们提供技术支持。”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保护科副科长曾键文说。

目前,成效正在显现。在保护区核心区域的刘庄村,部分撂荒水田已被恢复,20余只野生朱鹮长期在这里觅食、活动,且已有朱鹮在此营巢。“刘庄村已成为洋县野外朱鹮繁衍生息的桃花源。”

如今,漫步洋县,处处都有朱鹮的痕迹。十字路口、商业中心有朱鹮雕塑;超市、农贸市场可见“朱鹮牌”有机食品;天空中,一抹淡红不时掠过;河道里,常有觅食的朱鹮……

这正是刘荫增心之所向。从1981年到1984年,他常驻洋县,手把手教路宝忠等观察、研究和保护朱鹮。这项事业日渐成熟后,他就退出一线,参与到其他濒危物种的保护中。时隔20年,他重返故地时,情之所至,赋诗《牧鹮谣》:“一别红鹤二十载,梦里洋洲是故乡……”

洋县政府授予刘荫增“荣誉市民”称号。他题写的“牧鹮路上”,被錾刻在去往姚家沟路边的山石上。自称“鹮叟”的刘荫增,在老伴儿离世后,于2018年回洋县定居,回到朱鹮身边。

回望40多年来的历程,路宝忠感慨:“朱鹮保护能有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国家的重视,也离不开刘荫增这个领路人。”刘荫增也是他人生的“领路人”,当时还是年轻小伙儿的他,已经从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的岗位上退休快10年了。

“现在,刘老每天都用微信,给我和很多人发朱鹮保护的动态和新闻。”路宝忠很佩服刘荫增的精神头儿。时不时,他们会聚在一起聊往事,畅想朱鹮保护的未来。

最近,刘荫增鼓动他和张跃明等,找资源拍一部给青少年看的朱鹮电影。他说:“要让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就做朱鹮守护者。”

牧鹮,仍在路上。

(本文图片均由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提供,特此感谢。)

来源:北京日报 记者 张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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