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以杨荫浏、曹安和等为代表的音乐学家开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实地考察和资料采录。仅1950年一年，他们就先后采访河北定县子位村“吹歌会”、天津曲艺艺人和北京盲艺人曲艺队、民间艺人阿炳、苏南吹打、十番锣鼓以及昆曲鼓板等。“这其中的任何一项，在今天看来都是无可复制的宝贵学术资料，在当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具有无可撼动的学术地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副研究员邵晓洁表示。

近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合编的《中国传统音乐考察报告》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收录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采访、整理、编印的部分传统音乐考察报告和音响资料。

集前辈十余年田野考察成果

20世纪50年代初成立时，中国音乐研究所对全国传统音乐的基本面貌还所知甚少，但这支刚刚组建起来的年轻队伍却有了一系列庞大的采风计划，并很快将其付诸实施。杨荫浏、曹安和、简其华、毛继增、潘怀素、查阜西、杨大钧、王迪等学者利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有计划地收集全国各地民间乐种的线索，资料采录和收集工作随后全面铺开。一系列民间音乐采访工作，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田野工作的开端，也为音响档案的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形成了一批珍贵的、独一无二的中国传统音乐档案。

前后进行十余年的田野考察涉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陕西、甘肃、青海、贵州、四川、扬州、桂林、福建、云南、广东、西藏等地，涉及的民族包括汉族、苗族、藏族、黎族、亻革族等。考察报告将音乐置于生活事项之中，涉及乐人、乐谱、乐社等方面，同时从多种学科视角加深了对音乐本体的综合性研究。“录音资料是音乐研究所传统音乐实地考察工作中所采集的重要资料之一。”邵晓洁介绍，以杨荫浏为代表的音乐研究所前辈学者，自始至终坚持“音乐史要有音乐，音乐要从实践中来”的基本学术思想。

此次出版的《中国传统音乐考察报告》是音乐研究所前辈对全国民族民间音乐采风记录整理刊印的成果，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田青进行整体把关，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张振涛撰写“前言”并对书稿内容与编辑进行全程指导，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副研究员邵晓洁撰写“凡例”“后记”。中国艺术研究音乐研究所所长李宏锋、副研究员冯卓慧以及邵晓洁全程参与。

全书共10卷，结合采访年代、采访地点和乐种类别进行排序，收录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音乐研究所采访、整理、编印的部分传统音乐考察报告及音响资料。音响资料共计1170条，近100小时，读者扫码即可聆听。

记录传统音乐

“绝响”《二泉映月》

首卷开篇《阿炳曲集》收录了杨荫浏、曹安和等田野考察记录的阿炳演奏的6首作品，即三首琵琶曲《大浪淘沙》《昭君出塞》《龙船》和三首胡琴曲《二泉映月》《寒春风曲》《听松》。其中，《二泉映月》取材于无锡惠山的泉水“天下第二泉”，是阿炳常去玩赏的地方。他二十多岁患上眼疾，日渐恶化并开始以卖唱为生，双目失明后才奏出《二泉映月》一曲，用音乐描绘想象中旧时目睹的风景，婉转优美的旋律中时时流露出伤感的情调。阿炳喜欢将他所奏的曲调假托为前人作品，这首《二泉映月》也不例外。“我们视这些曲调为阿炳的创作，是有相当理由的。”杨荫浏解释，在过去民间艺人的心中没有作曲的概念，即使他们在演奏中间确实随时在作曲，但他们却并没有意识到作曲之可贵。

1950年夏天，杨荫浏采访阿炳的时候，阿炳已经有两年多没有摸乐器了。因为两年前老鼠咬断了胡琴的琴弓，咬穿了蛇皮，正受到压迫的阿炳认为这不是好兆头，便决定不再演奏。不过，阿炳最终答应了杨荫浏的录音请求，“我荒疏太久了，让我练上三天，再演奏吧!”杨荫浏立即从乐器店借了一把新的胡琴和琵琶给他，当天晚上便看见他拉着胡琴出现街头。

录音当天，仅仅在街头练习了三天的阿炳演奏了六个曲调。“若听了他的演奏，谁都会惊奇，他完全荒疏了两年，还是何等地熟练和坚强。”杨荫浏请他多奏几曲，却被拒绝了。虽然阿炳很高兴能够录音，但是他觉得两只手不听话，演奏听着也不大顺耳，要求温习一段时间，并约定来年再录音。1950年底，阿炳突然病故。“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阿炳的曲调，就只有这六曲了。”杨荫浏感到非常遗憾，甚至自责没有争取时间介绍阿炳参加新曲艺的工作。

而《二泉映月》的录音由此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绝响”之一，与杨荫浏等撰写的《阿炳小传》《乐曲说明》《阿炳技艺的渊源》等文一起收录于《阿炳曲集》，具有无可替代的艺术和学术价值。“现在提到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人们都知道‘瞎子阿炳’，但是如果没有这次采访录音，我们就遗失了他的音乐。民间艺术家大多是阿炳这样生活在中国广大田野，尤其是偏远的地方。当年的采访对象都不在世了，但是他们的音乐保存在这十卷本、庞大的考察报告里。翻开报告，你会感受到中国传统音乐如此丰富、如此精彩。正是老一辈学者的艰苦工作，才让我们今天的音乐版图如此完整。”田青说。

重现七十年前传统音乐实况

包括《阿炳曲集》在内，《中国传统音乐考察报告》共整理出版了40册纸稿，记录了传统文化未遭受现代化破坏之前的实况，向学术界提供珍贵的第一手早期考察资料。“老一辈学者看到了我们今天看不到的民间艺术，遇到了我们今天遇不到的民间艺人，听到了我们今天听不到的民间音乐。他们没有看看就散、听听就完，而是看过之后，把应该录下来的录了下来;听过之后，把应该写下来的写了下来。”张振涛表示，20世纪中期是中国音乐学大发现的时代，今天所知的大部分民间艺术品种都发现于那个时段并获得了较系统的学术记录。

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音乐考察报告》展示了七十多年前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前辈学者的传统音乐实地考察方法、学术传统和中国音乐学学术体系奠基者的学术精神。比如，当年参与采访的学者，运用了国外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在相同时代提出、直到40年后才传入中国的大部分理念，以及田野考察的“住居式考察”“个案调查”“地区性普查”“专题性普查”等方式。张振涛认为，考察报告的价值不但体现在内容上，还体现于前辈学者践履的立足本土的考察方法上。

为了更好地重现七十年前中国传统音乐的实况，《中国传统音乐考察报告》采用影印的方式出版，除个别字词错讹、不当表述采用页下注标明外，均保留原貌。“选择影印方式，一方面是向学界提供最原始的学术资料，另一方面也能让读者从充满历史感、年久泛黄的文本中，真切感受到前辈学者的治学精神和学术传统，同时也是对前辈学者最大的尊重。此后，我们将按步骤、分阶段对其进行完善，排印出版，从而全面彰显这批传统音乐考察报告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邵晓洁表示。 本报记者 卢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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