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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南新书面世,书写12个大型考古遗址贯穿一部大中华史

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路艳霞

2021-12-09 21:33

“1921年,正是来华的瑞典安特生博士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彩陶的年岁。因安特生的开创性贡献与划时代学术成果曾一度震惊世界,考古学界把这一年定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作家岳南说,今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考古学界都在以各种形式进行纪念,他正是想通过自己的新作《岳南大中华史》致敬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和安特生博士。日前,作家岳南接受了记者独家专访。

带读者看祖先过往的生活

作为岳南《南渡北归》之后的又一力作,《岳南大中华史》通过北京人头盖骨、仰韶彩陶、殷墟甲骨文、三星堆、银雀山汉简、曾侯乙墓、兵马俑、马王堆汉墓、南越王墓、法门寺地宫、明定陵、清东陵等遗址、陵寝考古发现、发掘,重现了中华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

在岳南看来,中华史的讲法有很多种,但多数是纸上谈兵。“我是通过一百年来的田野考古发掘,用出土的遗迹、遗物来推断和验证中华民族文化与文明的来龙去脉,亦即中华大家庭与个体的人,在历史长河中所隐含的生命密码。”为此,岳南表示,他的写作方式不是以论带史、漫无边际的高头讲经,如自盘古开天讲到伏羲、女娲造人,一路下来,云山雾罩,让读者不知所云。他是通过以点带面,通过几十个世界级别的考古发现,以发掘出土的实物编排亮相,让读者看到祖先实实在在的过往生活,以及在生活中形成的独特的中华民族文化习俗与礼仪。

岳南提及,每一个考古遗址或陵寝陵墓的发掘,都充满了惊险传奇故事,因此,他尽可能地加以调查、疏理、叙述,形成了考古物证史料史籍发现、发掘故事三者融会贯通。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书写方式,让读者仿佛进入远古与现代相互交替的空间,直接与祖先们对视、对话,聆听他们的欢乐与苦难,感知他们的艰辛与血泪,以及贯穿古今的精神歌吟。

而将十几个小型考古发掘现场穿插其间,岳南则意在让读者感知田野考古的神秘性与实际工作的不易。他认为,正是通过考古学家们长年的辛勤劳作,才使中国考古学在国内成为一门显学。也正是得益于这百年的考古成果,才有了今天重建中华历史的可能,从而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精神力量,更有勇气与担当面向未来。

写作绝对不能凭空编造

值得一提的是,岳南曾花费几十年完成了十一卷本的“考古中国”系列,岳南说:“我原来是一个遗址一个遗址地写,前后是不连贯的,而《岳南大中华史》是在此前采访、写作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梳理,用考古遗址把中华史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来。”

为了写就这本新书,岳南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他不仅集中补充了大量材料,还到实地进行采访。在甘肃天水的大地湾遗址,他采访遗址发掘人员,长久驻足在博物馆用心揣摩,还买了几个陶器带回北京不断回味。在龙山文化发源地山东济南历城区龙山镇城子崖,他和黑陶传承人用心对话。蛋壳陶作为黑陶艺术的巅峰,技艺几乎失传。岳南正是想通过实地探访、追踪蛋壳陶工艺是如何失传的,而现如今的传承又到了什么程度。

“汉代的辛追夫人也爱吃甜瓜、螺蛳。”读者既可以看到这样有趣的考古发现,也能通过文字感受到辛追夫人生前的贵族生活。对此,岳南一再说,他写的内容必须是有根有据,绝对不能凭空编造。比如孙殿英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用了七天七夜时间盗掘清东陵的慈禧、乾隆陵寝,震惊世界,但这事已过去几十年,其中的内情、特别是他们秘谋的手段、时间很难弄清了。岳南找到了孙殿英一个中校秘书的回忆录,在中国历史档案馆里找到第十二军当时盗墓前,为防止外人进入陵区而特别在四周张贴的演习布告(强调军队演习,任何人不得进入陵区,进入者格杀勿论),以及孙殿英与他的顶头上司徐源泉将军相互来往的书信、电报等等。

在岳南看来,考古除了能还原史实,还常常能颠覆大众对历史的认知。在三星堆考古发现之前,学术界都认为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原以外的地区,不可能存在大型青铜器,如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或者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黄金权杖这样的器物,但三星堆成百上千件青铜器的出土,以及黄金权杖和金沙遗址黄金面具、太阳鸟的出土,彻底推翻这个认知。岳南也将这些考古新发现融入进了新书中。

30余年“功夫”化作新书

“这本书是我积累了30余年的功夫。”岳南说,他1989年由山东武警总队政治部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就开始对考古遗址进行了采访、写作,这一坚持就坚持了现在,他采访过、书写过的考古遗址已有近百个,尤其是前些年参加了著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完成了《千古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纪实》一书,也引起世界性关注。

田野考古是一件寂寞又神秘的工作,几十年来,为了挖出更鲜活的考古背后的故事,岳南把能找到的考古队员、专家采访了个遍,通过长时间的交流和细致的采访,最终完成了带有很多传奇故事的“考古中国”系列作品。

岳南回忆,他1990年春天来到明十三陵区,古树参天、灵气饱满的十三陵引起他极大兴趣,他参观了已经发掘的明定陵地下玄宫,这是明代万历皇帝的陵寝。该陵墓1956年发掘,开放后的地宫显得很神秘,进去之后有点进入远古恐怖现场的感觉。岳南说,他想把这个发掘当作一个传奇故事写一写,如果在报刊上发表了,可挣个喝酒钱。但随着了解的深入,岳南发现考古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对待这个学问必须严肃认真,以虔诚的心态来对待,否则就成了地摊文学或胡说八道。于是,岳南来到北京大学考古系访问,沿着他们指引的线索,找到当年的考古队队长、时任首都博物馆馆长的赵其昌先生,其时赵其昌夫人积累了一些素材,并写了两三万字,于是岳南与赵其昌夫人合作了《风雪定陵》。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关注。

1991年,岳南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进入实习阶段,他决定把秦始皇兵马俑遗址的发现发掘作为毕业论文来做。春节过后,岳南乘车到临潼,踏着积雪来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拜见馆长袁仲一先生,袁馆长说得很直接,“这些年已经有2万多个记者写过兵马佣了,现在没出新的东西,你写不出什么来了。”而岳南回答说,即便全世界的人都来写过,他也不怕。岳南在博物馆一间宿舍住了下来,一住就二十多天,他几乎把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采访了遍,每天从早上七点至夜里十二点连轴转。此后,三十万字的纪实文学《复活的兵团》出版,再度引起轰动。

实地采访多年,岳南惋惜地表示,自己采访的人里有80%不在人世了。如果自己不写,很多考古故事就随着考古人的去世而消失。正因为如此,他坚持用文学的方式抢救了一部分可能将会失去的资料、信息。因为,他更希望即使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大家去博物馆参观文物后,也能有途径知道文物挖掘、考古的背后故事,甚至了解考古发现那个年代整体的更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等,而不是只看到冷冰冰的器物和简短的文字介绍。

岳南告诉记者,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岳南大中华史》,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开端,因为还有一些遗址没有采写,如宋代、元代,都没有选好代表性的遗址加以描述。他表示,今后将有计划地采写50个左右的遗址,通过遗址的发掘物来验证和研究中华文明史,这样,整个线索就清晰多了,他为此还需要增加三部书的体量。“这是一个挑战,也是一种责任,我在十年内一定完成这一计划。”岳南说。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路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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