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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造就英国,还是英国造就欧洲?

2021-06-04 17:19

北京晚报

“对英国来说,欧洲总是比世界其他地区更重要。早在英联邦还没有构想出来的时候,埃德蒙·伯克就提出过‘欧洲国家’的构想。正是出于欧洲方面的考量,才有了英帝国,因为殖民地可以为英国提供它在欧洲大陆所缺乏的人口和经济实力,阻止它的对手获得这些实力同样重要。相应地,英国也通过控制欧洲均势获得并维持住了它的海外帝国。当然,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却是一个始于欧洲、止于欧洲的循环。当英帝国在二战后成为欧洲和世界的棘手难题时,它便解体了。” 


英国街头。新华社记者韩岩摄

在这段论述中,译者的“英帝国”一词虽然准确,却很容易让常识匮乏者误会,甚至对“当英帝国在二战后成为欧洲和世界的棘手难题时,它便解体了”这样的说法摸不着头脑。其实,把“英帝国”改为“日不落帝国”,对读者便友好得多。

《千年英欧史:英国与欧洲,1000年的冲突与合作》的这段论述,道出了英国与欧洲的纠缠与难舍难离。

正如此书简介所言,英国这个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的国家,在历史上始终扮演着纠结、复杂和矛盾的角色。它曾经入侵别国,也曾惨遭入侵;它曾变换立场,也曾袖手旁观;它曾表现出“厚颜无耻”的犬儒主义,也曾怀揣最模糊不明的理想主义。在每一个世纪里,来自不列颠群岛的军队都曾驰骋欧洲大陆,追求着各种各样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彼此交织的对英国议会自由和“欧洲自由”的维护。

如今许多人说起英国,甚至会以“二流国家”的片面认知轻视之。可实际上,虽然“日不落帝国”的辉煌早已逝去,但无论GDP、经济潜力、教育水平、科技发展、福利状况,抑或世界地位,英国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也正因此,作为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史专家的作者布伦丹·西姆斯,在书中写道:“如果说欧洲造就了英国,那么英国也造就了欧洲”。

“岛国”的自治精神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欧洲大陆人对英国的定义都是“岛国”。英国人自己也是如此,甚至在教育中长期强化“岛国”这一概念以及其历史。

但这更多是一种地理概念或文化概念,而非政治意识。在布伦丹·西姆斯看来,英格兰的历史以及此后不列颠的历史,其实都是欧洲大陆的历史。决定英国命运的主要是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而不是英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

这当然是一种纯粹甚至高度自信的英国视角,如果坚持认为英国是二流国家,那么甚至会认为这种自信有自大之嫌。但从历史来看,它起码是极大程度上的事实。

从地理、民族和宗教来说,英国都与欧洲大陆无法割裂。根据地球板块漂移学说,欧洲和英国原本相连,冰层融化才导致英吉利海峡出现。而英格兰的主体——盎格鲁-撒克逊人,原本就来自欧洲大陆。与欧洲大陆一样,英国也长期处于基督教世界的范畴内。

更重要的是,从历史来看,许多英国君主及政客的职业生涯也都是由欧洲大陆事务决定的。书中写道:“迈克尔·德·拉·波尔于14世纪末遭到弹劾;100年后,威廉·德·拉·波尔因在百年战争期间丢掉英国在法国的领地而遭到弹劾;玛丽一世因失去加来而名誉大损;斯图亚特王朝因未能保住德意志的新教事业或遏制路易十四而覆灭;沃波尔因拒绝(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中)支持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反抗法国而下台;在18至19世纪还有许多内阁官员下台;20世纪90年代,撒切尔夫人因约翰·梅杰的考验而放弃了首相一职。同样地,脱欧公投也决定了首相卡梅伦的命运。此外,英格兰的内部制度在许多方面都是面临欧洲施加的压力而产生的:从为了换取和平而向维京人交纳的丹麦金、17至18世纪的‘财政-军事国家’战略到为资助与法国的战争而第一次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再到20世纪的‘战争国家’和‘福利国家’战略。”

当然,英国与欧洲大陆有着极大的不同,那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自治精神。1215年签署的《大宪章》是日后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法律基石,它创造了“法治”理念,宣告“国王在法律之下”,王权应当受限,影响极为深远。13世纪,英国开始出现国会,14世纪中后期,国会两院开始出现。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颁布《权利法案》,开创了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先河,责任制内阁和现代政党政治也在英国发端。

书中写道:“英国人的运气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他们开创了两种创新的政治组织形式:一是拥有议会制的民族国家(虽然议会代表权是选择性的),二是基于议会合并的跨国联合的概念。这一模式已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英语文化圈的民主国家采纳,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存在着重要的差异,但所有这些政体根本上都十分相似。毫无疑问,它们有自己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与欧洲大陆过去和现在的问题相比就相形见绌了。在过去的500年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欧洲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苦难:从专制主义、雅各宾主义、拿破仑独裁、纳粹主义到如今本意虽善却仍遭破坏的欧盟。”

屡次“背叛”欧洲的英国

在历史上,英国甚至是欧洲大陆的拯救者。比如在拿破仑如日中天之际,英国始终坚持反抗,再次挽救欧洲。此后,英国成为欧洲的主导力量,直至二战结束世界重构。

二战后,美苏两极取代了欧洲中心地位,谋求复兴的欧洲走上了一体化之路。但近代以来始终奉行“光荣的孤立”政策的英国,在二战后仍不改初衷,不愿深入欧洲事务,也不赞同欧洲超国家机构的做大。它并非不想通过欧洲一体化提高自身国际地位,但又不甘心与其他欧洲国家合流。因此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实质上启动后,英国长期缺位。

这种尴尬局面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所改变。陷入经济困境的英国也曾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但此时法德和解,法国领导欧洲一体化,戴高乐认为英国的加入会带来威胁,因此拒绝。

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西德崛起,法国需要英国加入以牵制西德,事情才出现转机。1973年,英国加入欧共体。不过即使是在英国经济形势极其严峻的当时,英国国会仍仅以微弱多数通过决议。

英国加入欧共体后不久便出现了“背叛”行为。1973年10月,中东战争引爆石油危机,对欧洲经济造成极大冲击。在英国人看来,与欧共体的“捆绑”显然加剧了风险。也恰恰是在这个当口,希斯代表的保守党政府在1974年大选中落败,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宣布进行脱欧公投,但未能成功。

此后英国与欧盟一直若即若离。尤其是在货币联盟方面,奉行自由主义的英国持坚决反对态度,至今未加入欧元区,也没有加入申根协定,直至当下的脱欧。

有人将英国的种种行为归结为岛国心理,认为它远离欧洲大陆,所以对强大的欧洲大陆国家心存警惕。

从政治博弈角度而言当然如此,但我们不能唯利益论。被视为保守主义之父的埃德蒙·伯克曾说过:“国家的作用若过度扩张,就会变成自由与自主的敌人。同样,若国家的作用过度削弱,也就会变成自由与自主的敌人。”

这个理论贯穿于英美保守主义发展的整个脉络,涉及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英国之所以对欧盟这一超国家机构的扩张心存警惕,是基于成员国政府自身权力的削弱。当欧盟日渐扩张时,维护国家主权,不使国家政策被欧盟左右,成了英国的一大要务。

换言之,在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长期拉锯中,英国人始终强调的是独立与自由,因此警惕超国家机构的扩张和对经济的干预。

英欧仍将共荣辱

欧盟经济政策与自由经济政策的相悖,就成为英国人“疑欧”情结的一个宣泄口。更明显的则是欧洲一体化与英国人自治精神的冲突。英国不希望超国家机构的壮大影响国家主权,与“国家不可干预地方自治”的思维一脉相承。英国有“地方自治之母”之称,市民社会传统深厚,法治精神深入人心,实行地方自治不但有传统,亦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历史上的英国地方自治,逐渐强化了市民人身自由、土地保有权自由、独立司法权、自由贸易权等,并最终演进为成立地方自治政府等制度。

不过,布伦丹·西姆斯面对欧洲面临的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似乎与传统英国思维有所不同。他认为,“只有欧元区实现彻底的政治一体化,英国对欧洲大陆稳定的诉求才能得以实现,英国的国家主权才能如英国人所希望的得到维护。”

这里所指的“政治一体化”,是指借鉴英美模式去实现完全的议会制跨国政治联合(欧元区联邦)。它当然不是权力的过分集中,而是遵循了英国的自治思维,确保联邦内各成员的独立性,但仍意味着欧盟这一超国家机构的扩张。

布伦丹·西姆斯的建议只是一种假设,在纷乱的当下,它甚至没有实际操作的可能。但可以预见的是,即使脱欧,未来的英国与欧洲大陆,仍会走在共荣辱、互牵制的路上。

(原标题:欧洲造就英国,还是英国造就欧洲? 英国与欧洲的千年“纠缠”)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叶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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