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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丰提炼主题的三种方法
发布时间:2014-12-24 16:28文章来源:《新闻与写作》作者:网络编辑:章淑贞

提炼主题的第一种方法 ——凤凰落在梧桐树

  

 我们可以把提炼主题的第一种途径比喻为:凤凰落在梧桐树。“凤凰”在这里是一个比喻,是指主题。“梧桐树”在这里也是一个比喻,是指题材。“凤凰落在梧桐树”是指这两者的结合。我国的这句古话,主要意思是最合适的搭配。  
  这种方法对记者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工作顺序问题。这里指的主题,在一次具体的采访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记者心中已经有一只“凤凰”在飞翔。她飞呀飞呀,总是落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梧桐树让她落。后来记者终于发现了合适的题材,那“凤凰”就一下子落在梧桐树上了。先有主题,后有题材,而后结合。这就是这种主题提炼的顺序。  
  这种方法涉及到我们常说的“主题先行”问题。上个世纪70年代末,批判“四人帮”这样的文艺创作理论:先确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在走”的主题,再让作者来创作这样的作品。后来有人把这种批判扩大到新闻界。新闻报道在那个时候也确实存在类似问题。即先按照他们的理论定一个主题,然后再按照这个主题去找新闻“事实”。  
  但是,有人错误地理解了这个批判,以至认为记者在具体接触采访题材之前,是不能考虑主题问题的,事先有所考虑了,就是“主题先行”了。这样,他们就从本来正确的批判中得出了片面的结论。  
  就记者实际工作来说,甚至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记者在提炼自己报道主题的时候,不仅可以主题先行——进入具体的采访之前就可以考虑主题问题,而且还可以说,许多好的报道都是“主题先行”的。  
  《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通讯是大家都公认的好通讯、好的新闻作品。它在发表的当时引起了轰动的效应,就是现在读来也还是那样地激动人心。它的成功原因是:材料好、文采好、主题好。也就是说,没有好的主题它也是不会成功的。  
  那么这篇报道的主题是怎样提炼出来的呢?作者魏巍同志在《我是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的?》这篇谈写作体会的文章中说:  
  “《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主题,是我很久以来就在脑子里翻腾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是我内心感情的长期积累。长期在部队生活,和战士们接触很多,于是觉得我们的战士是最可爱的人”。  
  ——请注意,“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主题,是魏巍在去朝鲜战场采访之前就已经在他的脑子里形成了。  
  他接着说,“我这次到朝鲜去,在志愿军里,使这种感情更加深了一层。我更加觉得战士们的可爱……(他举出了很多的战士的英雄事迹)这些事实更加督促着我。使我有更加强烈的愿望来实现‘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一主题。”  
  ——这一段他说的是如何发现了适合表现他心中已经有的主题的题材,以及这个题材又是如何促进了他的主题的发展的。  
  对魏巍同志的这篇报道的成功是没有怀疑的;他在采访和写作这篇报道时,从顺序上讲,“主题先行”恐怕也是无可怀疑的。  
这个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正确的“主题先行”,有利于提高报道质量。这是因为:记者有了这种思考以后再去采访时,他对相应的题材就会更加敏感,就会捕捉得更准、反映得更深。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说的,感受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见得能够理解它,但是理解了的东西,我们就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它。  
  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情况,几个记者到同一地方作几乎同样的采访,看了同样的东西,听了同样的介绍,但是他们之间的感受可能大不相同,写出来的东西也不大相同。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进入情况时头脑的准备是大不相同的,而这一点事先很难看出。  
  范长江是我国著名的记者。当中国工农红军开始进行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他时年26岁。为了深入了解红军北上抗日对中国政治局势的影响,以及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北地区的现状和未来,他走出书斋,到实地去进行考察。范长江从川北出发,经过甘肃、陕西、青海、内蒙古等广大的西北地区,全程4000里,历时10个月。他把旅途见闻写成通讯陆续发表,这些报道后来编成了一本书,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的西北角》。  
  他的这些报道为什么会成功呢?除了他深入到最有新闻价值的地区之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在采访与写作中注意自己报道的主题。  
  后来他在《记者工作随想》一书中说过,他当时到中国的西北区采访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力图比较深入地了解即将成为中国抗日大后方的西北地区的现状和未来。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当时最关心的两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他就是抱着回答这些问题的目的去采访的。虽然这些目的还不能说就是报道的主题,但是它毕竟从大的方面概括了记者的新闻报道的主题范围,这就为记者的采访和写作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在这里,“主题先行”表现在记者采访具有很明确的目的性。  
  “凤凰落树”和“带框框下去”是有原则区别的。  
  首先声明,这里说的“凤凰落树”是指我们前面说的那种正确的主题先行,而不包括前面说的那种错误的主题先行。这里说的“带框框下去”也是说的那种错误的“带框框”。不然,把先有主题一概看成框框,问题就说不清了。  
  两者区别主要有以下三点:  
    1、先行的主题是从生活中得来的,不是记者凭空想象出来的,框框则是关在家门里想象出来的,没有生活根据的。  
  2、先行的主题是必须和实际情况即新闻事实相结合的。记者在采访之前要对主题进行必要的思考,但是在采访过程中他要对主题继续进行深入的思考,要在采访写作的过程中不断地作必要的调整、深入和发展;框框是僵死的,它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就硬套下去。  
  3、先行的主题是要经受实践检验的,如果记者事先考虑的主题虽然是对的,但是被采访的单位和地方的实际情况并不能反映这个主题,那他就不能按照原来的主题进行报道,或者不再报道,或者按照实际情况所提供和反映的主题进行报道。改革事先想的主题,而使自己的主题更符合实际,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而带着框框的记者则是不管实际如何,框框是不能改的了。虚假的报道往往就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  

提炼主题的第二种方法 ——绿叶衬的红花美

 

 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对比的方法。也就是说,记者要善于在大量的材料中发现具有对比性的材料,并挖掘出这个对比的实质性的含义。主题实际上就在这里面了。让我们举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华社的一位记者接受了报道北京爱国卫生运动的任务,针对当时情况,编辑部要求突出社会主义好的主题。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了大量的材料,解放以后,北京的卫生确实搞得不错,在世界上也已经有了“三无城市”(无苍蝇、蚊子、老鼠)的美称。但是怎样把社会主义好的这个主题挖掘出来呢?这倒使记者犯了难。因为每个具体的材料都是说卫生工作的具体做法,虽然也是感人的,但是并不能使人一目了然地看出社会主义好这个主题。她想来想去,想不出办法来,就去求教她的采访对象——北京市卫生局局长。这位局长不愧是一个有心人,他思考片刻以后就立即向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清朝末年,有一位大官,为了表现自己对老百姓的关怀,来到当时劳动人民居住的地方视察。他一下轿子,苍蝇立即“腙”了他一脸,轰也轰不走。他很生气,就对随员说,一定要想办法把苍蝇给我消灭掉!于是他的手下人回来以后按照他的指示,作了一个消灭苍蝇的方案。消灭苍蝇最重要的是清除苍蝇孳生地,这就需要把当时的大量的蹲坑厕所改为抽水马桶,把流污水的明沟改成暗沟,把大量的存放在街道上的垃圾运走……这一切当然是需要花费很多钱的,而且这些钱主要花在劳动人民居住的地方。这个方案送到了这位官老爷的面前,他一看,皱了皱眉头,就把它束之高阁了。于是旧北京的苍蝇还是照旧那样飞,那样多。
  记者听了这个材料简直是如获至宝,因为用这个材料和已经有的材料一对比,社会主义好的主题立即明显地反映出来了。
  这种提炼主题的方法给了我们一种搜集材料和研究材料的思路。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比较的方法,特别是对比的方法(正反对比的方法),对我们研究和了解事物的本质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这种提炼主题的方法甚至被人们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报道形式,那就是对比报道的形式。例如为了说明质量的重要性,记者选择一个重视质量的工厂和一个不重视质量的工厂一起报道。这两个工厂其他条件都类似,只是一个重视质量而另一个不重视,这样放在一起,问题就很清楚了,报道的主题也就自然而然地突出出来了。对比也被发展成一种版面语言。

提炼主题的第三种方法 ——玩味再三意更疏

   

“玩味”指的是:提炼主题的工作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要反复地进行.主题的形成和深化是要经过一个较为曲折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好的主题更是往往如此。 我们常说,真理只有一个。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对事物的认识,即使是对事物的正确认识,也并不只是一个,可以有数个同样正确的认识,它们的不同只是在于认识的深度。从哲学上说,事物的本质是多层次的,记者应力求对更深层次本质的把握.我们说提炼主题应该是“再三”,首先是强调提炼主题的工作要贯穿采访的全过程。采访有5个基本环节:明确报道思想、确定报道选题、作好采访准备、进行采集访问、反复提炼主题。这其中的第五个环节,既是一个独立的环节,又贯穿在前4个环节之中。明确报道思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搜寻和积累主题;确定报道选题也不是凭空的,它也同样是要考虑到是否更能表现主题;采访的准备当然是广泛的,但最中心的问题仍然是围绕主题的挖掘和表现来进行的;进行采集和访问的时候,搜集材料要围绕着主题来进行,也不断地检验自己的主题是否符合实际,如此等等。
    有了“玩味”,还得“再三”,这是指我们在提炼主题时,要有个专门的思考主题的阶段,要反复地琢磨。
    我们说的“再三”还有另外的一层意思,那就是在最后的专门提炼主题的阶段,也不应该是一次性的,而是多次的、反复的。
人民日报一位记者在1985年去大连采访。大连造船厂的一位宣传干部对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个人的事迹非常生动,他的父亲在香港,他的弟弟在台湾,他出国的机会更多,但仍然不愿意离开社会主义的祖国……
    记者对这位名叫张在勇的工程师进行了采访,并很快写成了一篇通讯。经过编辑审定以后,打出小样发到了夜班编辑那里,准备上版。可是记者觉得这篇报道的主题还没有提炼好。因为他虽然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报道的主题仍然与已经发表的曲啸的报道的主题雷同。曲啸报道的主题可以用这样的一句话来概括:“妈妈错打了我,我不恨妈妈。”这个主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记者认为,一篇报道与已经有过的报道在主题上雷同毕竟不是最佳选择。于是又把这篇稿件的小样从夜班编辑那里要了回来,并把它交给一些同志阅读,不出所料,批评的意见居多,肯定的意见居少。这时记者的心情是相当的“痛苦”的。但是意想不到的一种效果发生了——记者已经有的思维定式被打破,可以向着更广阔的领域进展了。他走进图书馆,毫无目的地翻阅着书架上的图书和杂志,突然“灵感思维”发生作用了,像突然闪现的电火花一样,在他的头脑中突然闪现了这样的一串文字:“面对生活不等式”!对,这就是我的报道的主题!这个主题好在哪里呢?它不仅与已有的报道在主题上没有雷同的现象,而且在原来的基础上更深入了一步。张在勇遇到的问题就是生活中的不等式,这本来是过去的问题了,似乎生活不等式的问题并没有现实的意义了。其实恰恰相反,由于改革的进展,在我们的生活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不等式”问题。机会的不等,收入的不等,权利的不等……如何看待和对待生活不等式的问题,已经成了改革中的人们的普遍的思想问题。
    报道发表以后,大连日报围绕着生活的不等式问题,开展了近半年的讨论,许多人发表了各种意见,争论也很激烈。这也说明,记者的主题是选得好的,因为它引起了社会的共鸣。


(艾丰:经济日报原总编辑)

   本文原载于《新闻与写作》官方微信2014年11月18日、20日、25日,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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