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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舆论监督的新变局
发布时间:2016-07-05 10:56文章来源:新闻与写作作者:靖 鸣 吴星星网络编辑:章淑贞

  【摘 要】社交媒体时代,媒介技术的更迭催生舆论监督发生质的嬗变,经历了从早先的“舆论+监督”到新闻舆论监督再到人人参与的舆论监督这样一个历史的螺旋与回环。社交媒体消解了舆论监督对象的级别、内容和范围的限制,同时在监督模式上融合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平行监督三种传统的舆论监督模式,使人类舆论监督进入“人人监督、监督人人”的时代。当然,社交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负面效应,引导自媒体舆论监督的良性发展成为关键。

  【关键词】社交媒体;舆论监督;监督权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网络技术、媒介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形态应运而生。任何一种新媒体的出现都会给舆论监督带来巨大的变革。①社交媒体凭借其本身具有的开放性、互动性、即时性、广泛性等特性在用户数量和传播效果上占据了强大优势,从单纯的网络社交工具和消息发布平台,逐渐发展成为舆论监督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纵观舆论监督的历史,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到新闻事业出现后的大众传媒主导时期,再到现在的自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经历了由早先的“舆论+监督”到新闻舆论监督,再到人人参与的舆论监督的螺旋与回环。社交媒体通过交互式的传播手段,使得人人都有发言权,人人都可以参与到整个社会生活的监督中。自媒体时代,舆论监督主客体都拥有了监督权,公众作为舆论监督主体的地位真正得以回归,监督的客体也不再限于权力主体,而是扩大到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人和事。因而舆论监督呈现出新的变局,不仅消解了以往的监督主体的级别限制,监督的内容和范围也不受限制,同时在监督模式上融合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平行监督三种传统的舆论监督模式,使舆论监督进入了“人人监督、监督人人”的时代,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舆论监督。

  

一、舆论监督的变迁

  1.新闻事业出现之前的人际传播时代:公众参与、介入的“舆论+监督”

  在中国古汉语中,并不存在“舆论监督”这一术语,“舆论监督”是由两个独立词语构成的一个主谓结构的词组,主语是舆论,谓语是监督。舆论即“舆人之论”,指的是普通老百姓的议论,监督即“监察督促”之意,两者都有公开和监督的意思,区别在于舆论是自下而上的,而监督则是自上而下的。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舆论”与“监督”并未连用,或许与这种监督的指向区别有关。不过在这一时期,利用民众舆论进行监督的形态和实践已经存在。如街谈巷议,是早期的舆论反映形式。我国古代舆论监督主要是言谏纳言,言谏制度是中国古代一种企图遏制君主独断专行、决策失误而出现的自下而上的匡正补厥制度,其萌发于先秦,建立于秦汉,确立于隋唐,式微于两宋,衰弱于明清②。如在尧舜时代,曾在交通要塞,设置“进善之旌”“诽谤之木”,鼓励人们在旌旗下发表议论,在木牌上书写谏言③。在西方的有关文献中,也没有“舆论”和“监督”这样的固定搭配,只有public opinion 和watchdog大体可以与之对应。在人类的新闻事业出现之前的这一时期,舆论监督的内涵实际上是“舆论+监督”的概念,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姿态的监督。舆论监督的主体虽是公众,却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公众,其范围要小得多。如在古代中国,舆论监督的话语权主要在“士官”阶层,其中最活跃的是有文化的士人。在古希腊时期,民众可以通过公民大会等形式进行舆论监督,但那时妇女、外邦人和奴隶等均不在公民范畴之内。被监督的对象主要是君主、政权、国家政事等,对普通民众的监督也有少量涉及。这一时期,舆论监督的形式比较传统,如公开的会议、讲坛和街谈巷议、集会游行示威等,或者传单、张贴物,进行公众的监督。④

  2.新闻事业、大众传播的出现:新闻媒体主导舆论监督

  印刷术和纸张的发明催生了新闻事业,此后,媒介技术和媒体形态不断更新演进,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视,新闻媒体为舆论监督提供了利器,扩大了其影响力和传播力,给舆论监督带来了新气象,舆论监督也成了新闻媒体的一个重要职能,早期的新闻舆论监督主要是报刊批评。而人民的监督是通过新闻媒介实施的。新闻事业出现后的这一时期,舆论监督借助媒体,使新闻舆论监督成为主力。所谓的新闻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介以新闻报道和评论等方式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国家事务、社会现实问题、国家机构及其公务员以及一切社会成员的行为所实施的关注、批评和督促⑤。可见,新闻媒体不仅仅只是舆论监督的载体,事实上它已经成为舆论监督的主体,代替社会公民行使监督权。在实际的舆论监督工作实践中,新闻舆论监督的主体是新闻媒体或新闻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人”。新闻舆论监督的客体也具有了广泛性,上至国家层面的领导和组织的工作、行为,下至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假丑恶现象,都被新闻舆论监督囊括其中。新闻舆论监督不但对于领导干部具有警戒督促作用,对普通老百姓也有监督教育作用。但尽管新闻舆论监督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舆论监督的覆盖范围,但实际上却弱化了公众的监督主体地位。新闻舆论监督虽然表达的是舆论民意,但并非公众关心或强烈呼吁的问题都能够在媒体上得以报道。在传统媒体主导舆论监督的时代,公众在舆论监督中的作用是间接的,舆论监督是由新闻媒体实施的。舆论监督的实现方式主要是媒体上的新闻报道、评论以及少量的读者来信等,公众往往很少能够亲身参与到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活动中。

  3.社交媒体为人人发声创造条件:公民记者、全民监督,舆论监督进入人人监督、监督人人的时代

  互联网的出现,不仅拓宽了公众表达舆论的渠道,更让公众回归到舆论监督主体的地位。互联网推动了网络新闻的快速发展,成为重要的信息来源和传播渠道,也为舆论监督提供了新的平台。网民可以通过论坛、博客、政府网站等进行监督。网络的开放性与无限性为舆论监督构筑了广泛的信息来源,增强了监督的透明性。其交互性为舆论监督提供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监督平台,促进了舆论监督中的表达自由。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自媒体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形态应运而生。自媒体是以用户传播信息为主体的传播模式,社会公众可以很简单地通过便捷的数字网络和开放的社交媒体平台来对自己所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实时报道和评论。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出现后,涌现了一大批“公民记者”,此外,社交媒体时代,只要你拥有运用社交媒体的能力,又有表达的诉求,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进行舆论监督,人人都有监督权和话语权,从而使舆论监督进入了一个“人人监督、监督人人”的全民监督时代。自媒体为普通大众提供的媒介平台广阔畅通,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舆论监督的主体,公众作为舆论监督主体的地位得到了回归。自媒体的舆论监督主体遍布在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他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快速地对事件或当事人进行讨论和评价,在短时间内形成舆论声势,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社交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的主体和客体都拥有了监督权,被监督对象也具备了监督和反监督的条件,如若对他人对自身的批评不属实,被监督对象亦可借助自媒体进行澄清,为自己辩护。换言之,生活在社交媒体时代的公众,一方面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监督他人,另一方面其本身也在被其他人无时无刻所监督着。

  因此,我们认为,社交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其概念发生了变化,可以说舆论监督是具有表达手段和能力的监督主体对被监督客体进行观照、建议、批评乃至揭露。⑥

  

二、舆论监督对象的层级限制不复存在、监督模式被消解与融合

  1.社交媒体可以监督任何需要监督的主体,无法对其级别进行限制

  理论上讲社交媒体舆论监督的主体是任何具有使用社交媒体能力、有舆论监督诉求的社会自然人,任何权利主体都可以监督他想监督和反监督的对象,但社交媒体舆论监督的主体主要是普通民众,他们来自不同社会阶层,遍布社会各个角落,使舆论监督的客体具有无所不包的广泛性。移动互联时代,智能手机的普及让每个人可以随时随地成为传播者,普通大众都可以通过简便的注册拥有“自己的媒体”。社交媒体在舆论监督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监督对象涵盖一切社会生活运行中的人和事。不仅仅是党政机关、公共权力部门等权力主体,同时也包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和事。

  社交媒体的舆论监督消解了传统舆论监督对监督主体级别限制的壁垒。社交媒体上对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人和事的舆论监督也很普遍。社交媒体充分保证了公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在舆论监督问题上享有较大的自由,目前还没有相关制度和法规对社交媒体的舆论监督对象做出强制规定,社交媒体可以监督任何人、任何权力主体、任何需要监督的对象,形成“人人监督、监督人人”的舆论监督新格局。社交媒体进行舆论监督虽然可以删帖、屏蔽、撤贴,但网民在传播时很难及时阻止。

  2.社交媒体舆论监督融合了传统的舆论监督模式

  传统的舆论监督主要有三种监督模式,即自下而上的舆论监督、自上而下的舆论监督和平行的舆论监督。不同性质、不同级别的新闻媒体往往侧重于某一种监督模式,这与新闻媒体自身的行政级别有关。新闻媒体有中央、地方之分,有省、市、县之分。在传统媒体的新闻舆论监督格局中,由于制度的安排,传统媒体只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督,自下而上的监督很难实施,平行异地监督也很难开展。社交媒体可称得上是一种平民化的媒体,不管是权力主体、精英人士,亦或是草根阶层,都平等地享有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监督的对象既可以是较高层次的权力主体,也可以是置身基层的普通民众。社交媒体改变了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信息接收方式,降低了传统传播模式的门槛,丰富了公众信息的获取来源。社交媒体舆论监督的模式依据监督主体的社会身份的差异而灵活变换,既有上级部门对下属的自上而下的监督,也有普通民众对官员的自下而上的监督,还有公众与公众、官员与官员、部门与部门等之间的平行监督。

  三、舆论监督的内容及范围扩大

  传统媒体主导舆论监督时期乃至更早的新闻事业出现之前的舆论监督,在内容方面都有一些规定或限制。如慎用点名批评、禁用某些词汇、负面信息的字数要求、图片在报道中的比例、监督报道刊登的版面位置等,社交媒体在舆论监督的内容上限制性不大,空间的无限性使其可以容纳海量的信息,公众在不危害国家利益和不违反法律的条件下,可以监督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可以灵活地使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填充监督的内容。自媒体既是一个传播平台,又是一个内容自创的平台,让人人都成为内容的制造者、见证者、传播者、评论者。

  由于社交媒体使用主体的广泛性,不同社会身份的组织、群体或个人利用社交媒体对各自领域和生活中的问题进行监督,使得社交媒体的舆论监督可以将整个社会都纳入监督的范围,涉及公共利益的组织与个人,以及一些不良现象都属于被监督的对象。舆论的监督作用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深入到社会运行过程和公众生活的点点滴滴。社交媒体为公众的舆论监督提供了一片自由而广阔的空间,讨论的话题也很广泛,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

  自媒体平台面向所有具备使用条件的人开放,没有全国性与地方性、本地与异地之分,因而其舆论监督不受地域等空间的限制。在社交媒体上,就某一话题或问题分享观点和讨论的公众不一定身处同一地区,很可能是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网民聚集而形成的舆论。某一地区发生的事件经由社交媒体的曝光和广泛传播,会迅速为广大公众所知,事件的进展与当事人的一举一动无疑也会受到其他地区公众的监督。社交媒体的舆论监督突破了地域局限,不仅可以做到异地监督,还能放眼全国乃至全世界。如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其视域遍布全世界,关注和监督的问题也打破了国家和地区限制。

  总体看来,社交媒体给舆论监督格局带来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它使社会公众回归了舆论监督主体的地位,也使舆论监督的客体具有了空前的广泛性,打破了传统的级别、内容、范围限制,从而使舆论监督进入了“人人监督,监督人人”的全民监督时代。社交媒体所依托的网络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具。社交媒体舆论监督作为一种自发性的社会舆论监督,一方面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广大公众参与舆论监督,突破了固有的舆论监督壁垒;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把关机制和网络技术本身的特点以及网络舆论的情绪化特征等,自媒体舆论监督也出现了消极影响,如自媒体舆论监督的广泛性对舆论的聚集造成一定阻碍,社交媒体的碎片化、无序化可能使舆论监督失去本意。因此,置身于这种新变局中的公众,一方面要积极参与舆论监督,人人监督,共同促进社会进步和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自己也是被监督的对象,提高应对和自我保护的意识。社交媒体负面影响存在的关键在于缺乏严格的监督和把关机制,因而有关部门应在政策和法律层面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应对,引导社交媒体健康有序发展,使传统媒体和自媒体在舆论监督问题上形成合力,开创舆论监督工作的新局面。在新的媒介环境之下,既要看到社交媒体给舆论监督带来的便利与强效,也要审慎对待和解决自媒体舆论监督中存在的问题,适应社交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的新变局,引导社交媒体舆论监督的良性发展,从而积极有效地开展舆论监督工作,促进社会进步与繁荣发展,实现舆论监督的顶层目标和终结目标。

  (靖鸣:南京师范大学媒介发展与危机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吴星星: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靖鸣、王瑞:《舆论监督历史演进的技术逻辑及其展望(上)》,《新闻爱好者》,2015年第11期。

  ②程少华:《中国古代舆论监督历史探源(上)》,《新闻研究导刊》,2011年第4期。

  ③邓绍根:《舆论监督的历史解读》,《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3期。

  ④周涛:《舆论监督理论的由来及发展》,《新闻传播》,2009年第10期。

  ⑤靖鸣、潘智琦:《建国初期<大公报>新闻批评研究》,《新闻大学》,2015年第4期。

  ⑥靖鸣、王瑞:《微博舆论监督及其法律边界》,《新闻与写作》,2012年第3期。

  

  本文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16年第7期第40-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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